*****
假如世界改變了？
從威尼斯雙年展新加坡國家館到新加坡雙年展的大策略
文／高森信男
 |
| 星國的菁英式文化機構和政策，似乎還跟星國的本土獨立單位有許多觀念上的鴻溝；圖為位於烏敏島（Pulau Ubin）、由民間單位所管理的藝術村（林正尉攝影） |
缺席作為事件：新加坡與威尼斯雙年展
2012年8月28日，遠在台灣島內開始針對2013年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參展藝術家而引發諸多爭議之前，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National Arts Council、NAC）就已對國內外媒體發佈將不參加2013年第55屆威尼斯雙年展的訊息。新加坡的國家館自2001年開始，於威尼斯雙年展開張，至2011年為止，共舉辦過6屆。新加坡藝術家和台灣藝術家同樣在國際舞台上較缺乏被關注的空間（台灣其實比新加坡還要早上三屆就開始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但是從客觀的成果論來說，新加坡館在這10多年間所累積的能量，和推銷新加坡藝術家的成果，是台灣館所不能企及的；這之間的差異已經不能僅用台灣館受到「政治打壓」來粗糙解釋。
2009年，代表新加坡館於威尼斯雙年展展出的藝術家黃漢明（Ming WONG）獲得了當屆評審團特別獎的殊榮，這不僅是星國首次於威尼斯雙年展獲獎；對於較難於威尼斯雙年展中獲得關注的亞洲藝術家來說，亦是服下了一針強心劑。2011年，新加坡館的代表藝術家何子彥（HO
Tzu Nyen），其作品《不知情的雲朵》（The Cloud of Unknowing）雖未於該屆威尼斯雙年展獲獎，但卻獲得了許多媒體的關注和肯定，讓新加坡館成為了該屆威尼斯雙年展的重點討論展館之一；並讓何子彥的作品隨即獲選進入隔年的日舞影展。
雖著新加坡館在威尼斯雙年展逐年的取得了優秀的成果，新加坡館已經開始扮演著將新加坡藝術家引介入歐洲「主流」藝術圈的角色；也因此，星國藝術圈人士對於每屆新加坡館的選拔和規劃都十分看重和關注。所以，當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宣布退出2013年的威尼斯雙年展時，一度舉國譁然；不少藝術工作者亦表達出錯愕或「痛心」的情緒，其反彈的程度可能不下2013年威尼斯雙年展的台灣館爭議。只是在一言堂的星國，政府的政策和律令凌駕一切意志，藝術工作者不爽歸不爽，還是沒有因此而引發進一步的反抗行動或對話。
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並未對退出威尼斯雙年展一事進行正面的回應，和提出相關的理由說明。在公開聲明稿中，國家藝術理事會僅表示需要針對新加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進行重新的評估和考量，並依此決定是否要繼續參加2015年的威尼斯雙年展。因此，媒體和民間開始針對退出的理由有各種的猜測和考量；有一說法認為在威尼斯雙年展要維持一個國家館的存續，需要投入大筆不合理的金錢，該筆金費若是挪用國內藝術發展，將有更大助益；更為廣泛被接受的說法則是新加坡文化當局，希望把投注在威尼斯雙年展的資源和注意力，轉回投注在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然而這兩個說法是否可成立都有待商榷；對於新加坡政府而言，其可統轄的文化預算要同時投注於兩者應不是問題。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所考量的應不是資金、資源調度上的問題，其所企求的反而是「缺席」的動作在國際藝術政治中所可以引起的效應。
其實這並不是新加坡館第一次的「缺席」，2005年威尼斯雙年展新加坡館代表藝術家林戴春（Tzay Chuen LIM）的作品，透過不被允許運抵威尼斯的新加坡地標「魚尾獅」和空蕩的展場，傳達出強烈的「缺席」意象，該作就曾因此獲得了當屆媒體的討論。然而，此次新加坡國家館的缺席，已經不僅是藝術事件，更是一種政治性的聲明。威尼斯雙年展作為國際當代藝術的聖殿，累積至2013年，已經有來自全球近90多國的「國家館」參與；許多開發中國家為了擠進這場盛宴，和「列強」同台展出，往往必須為了籌措參展資金而四處奔走；而參展資金中，又有不少費用在威尼斯市政府、場租、掮客、不合理的工資等條件下被層層剝削；這套剝削體制可以成立的基礎完全來自於威尼斯雙年展自身的品牌權威性。因此，當一個擁有經濟實力的亞洲小國宣布要退出威尼斯雙年展時，其所引起的震撼和討論，遠超過單一國家館透過展覽所具有的影響力。
 |
| 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營造了一個友善的交流平台，讓東南亞、乃至亞洲各地的藝術工作者在此互相交流和創造新的機會（林正尉攝影） |
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亞洲的威尼斯
新加坡宣布退出威尼斯雙年展一事，對於亞洲內部、尤其是東南亞地區造成了極大的影響。隨著近一波的經濟起飛，東南亞各國已經逐漸在討論是否應於威尼斯雙年展增設國家館的問題；目前東南亞僅有新加坡、泰國及印尼三國有設立國家館的傳統；如今設館傳統最久遠的新加坡，在宣佈退展之後，對東南亞各國內部針對是否增設國家館的辯論，引爆了新的想像空間。
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相關資訊的公佈，幾乎造成了和新加坡退出威尼斯雙年展同等震撼的效應。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擺出了對歐美「主流藝術」更加「不屑」的姿態，表示該屆雙年展將以東南亞當代藝術作為展覽的主體，並邀請包括新加坡美術館（Singapore Art Museum、SAM）策展組在內，及來自東南亞各地的策展人，共27人所組成的策展團隊來擔任該次雙年展的策畫。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的消息一公佈，果然立刻引起亞洲藝術圈各界的廣泛討論，並很自然的將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和新加坡退出威尼斯雙年展的決策進行某種層度上的聯結。
綜合來說，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的成果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一年前，似乎並不被看好。雖然亞洲藝術各界頗為肯定星國朝向區域性雙年展的努力；但是多數專業人士卻對由27位策展人所組成的策展陣容感到頗為吃驚，不少人認為這是策展策略上的笑話；甚至連參與其中的策展人也對此舉深感了無信心。兩位不願具名的參展策展人就曾和筆者透露：「開會時間根本不夠進行深入的討論，往往每位策展人講一兩句話，輪一圈之後，開會時間就用完了。」2012年，光州雙年展採用六位亞洲女性策展人來共同規劃，卻引發了大量的惡評；在此之後，新加坡雙年展的配置方式似乎並不受到期待。但實際的展出效果卻消除了不少的疑慮；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來自於本屆新加坡雙年展依靠新加坡美術館作為成功的調控者，有效且靈巧的讓來自不同策展人所推薦的作品，可以妥善適切的以多元的方式呈現於不同的展區。從現場的實際展出狀況，可以推知新加坡美術館在背後扮演了積極的協調者。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似乎對未來的策展方法提出了一個新的可能性：它首先拒絕了單一策展人所造成的單一語境，但是又可以透過特殊的協調機制來避免複數策展人的展覽成為眾聲喧嘩的場景；比起2012年光州雙年展想要透過「亞洲」、「複數」和「女性」來觸及陰性的策展手法，該屆的新加坡雙年展似乎要來得成功許多。
對於新加坡美術館而言，其感興趣之處，其實並非實驗性的策展手法；而是在於如何透過這27位策展人，來取得和東南亞各地域的直接聯繫。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首先鎖定以東南亞地區為主的當代藝術，來做為被展示的主體，但同時也拒絕以「國家」作為單位；因此新加坡美術館並非以單一策展人來代表「國家」，而是考慮到各國有不同的藝術圈分散在不同的地理地域；新加坡美術館於是依此標準來選取策展人：該屆雙年展甚至選擇了四位菲律賓策展人，分別代表菲律賓不同地域的藝術圈。透過這個方法，新加坡美術館直接觸及東南亞各個區域的藝術圈；來自各區域的策展人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除了介紹各區域的藝術圈和藝術家給新加坡美術館認識之外（同時擴增了新加坡美術館的研究素材和文獻資料）；參展的策展人更需要在展覽籌備的過程中，安排密集的參訪，讓新加坡美術館的策展組可以直接到藝術家的工作室中進行參訪，並取得和藝術家的直接聯繫。新加坡美術館僅透過了一場單一的雙年展，就擷取了整個東南亞區域的當代藝術資訊，實在是場划算的交易。
新加坡本地藝術家不論喜歡這場雙年展與否，今年的新加坡雙年展都成功的創造了一種氣氛，讓東南亞、乃至亞洲各地的策展人、藝術家、藝術團體朝新加坡聚集。新加坡在雙年展期間，成為了一個見面、交換資訊、和結交新朋友的平台。新加坡的獨立團體和空間，也趁著新加坡雙年展的開幕期，舉辦了許多的展覽和講座；不少雙年展參展藝術家或策展人，也趁著這機會在獨立空間和民間單位間「趕場」。對於把新加坡打造成亞洲藝術資訊的交換／流中心來說，新加坡文化機構所採用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只是這個成功又回到了無法滿足星國本土藝術圈的討論之中，即便新加坡文化機構把主戰場從歐美拉回到東南亞區域；星國藝術機構的精英氣質似乎讓雙年展一直忽略和民間單位的內部交流。
 |
| 星國的獨立藝術機構「Independent Archive」（林正尉攝影） |
從其他的角度來進行批判，也可以發現該屆新加坡雙年展所定義的「東南亞」，是以政治上的東協作為疆界來進行劃分的工作；文化政策參與了星國想要雄霸東南亞的政經佈局，文化政策的政治企圖似乎大於了對於「東南亞」地域的文化討論。但筆者也同時憂心台灣各界似乎並不太關心新加坡退出威尼斯雙年展，乃至新加坡雙年展的發展狀況；該二事件已為亞洲當代藝術的發展造成了一個重大的轉向：除了東南亞當代藝術開始成為舞台上的主角之外，該屆新加坡雙年展罕見的沒有中國藝術家參展，也頗有策略上的宣示意味。在這個階段，台灣似乎有必要開始正視在新加坡所發生的一切；但筆者也不鼓勵台灣各界因此而開始以星國的菁英式文化機構作為楷模。畢竟和星國相比，台灣雖然長期缺乏有效的國際藝術謀略和具有策略制定能力的文化機構；但是台灣社會朝向多元、包容和開放的能力，及其發展，卻遠是星國所不能企及的，或許這才是友善藝術長遠發展所真正需要的培養皿。
2013年3月，新加坡文化部長於國會表示，新加坡將於2015年重回威尼斯雙年展，重新設立新加坡國家館。回應今年新加坡雙年展的標題：「假如世界改變了？」（If the World Changed）世界真的改變了嗎？還是這僅是一場精心謀略的好戲，用來演出改變的幻象？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