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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6日 星期五

【已發表】重探東亞:台灣在「東亞」的位置,以及「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及「亞洲巡弋」

Writer's note: 本文已發表於2014年01月份之《Artitude藝外》(52期、頁68-70)。綜合當時兩個和東亞相關的重要展覽,順道藉此釐清台灣在「東亞脈絡」下的可能佈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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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東亞:台灣在「東亞」的位置,以及「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及「亞洲巡弋」

文/高森信男

「東亞」在何處?

  現今國際間在討論「東亞藝術」這個名詞時,其想像不外乎是以「日本」、「韓國」、「中國」三地作為地域想像的核心;但在這個簡略之後的日、韓、中三地地域概念之中,其實操作著更精巧的疆界系統。舉例來說,北韓就直接被這個以新自由主義為共通政經文化基礎的地域疆界系統排除在外。除此之外,民族主義的想像也在「東亞」地域內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這裡所稱的「日本」是排除琉球、愛奴和島內韓裔、台裔、華裔之後,具備單一民族想像的「日本」。而「中國」一詞則是在籠統模糊的「華人想像」(雖然事實上往往僅由北京、上海、廣東等發達地區來實際取代散佈全球的「華人藝術家」)和政治上的「兩岸四地想像」之間跳躍;在這種單元語境宰制的情境下,從拉薩、烏魯木齊,到丹東朝鮮族的藝術創作者們,很難期待自己的聲音和「異族」文化有多少可以發聲的空間。

「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於「絕對空間」的展出情況,圖為南韓藝術家尹洙竫(Yoon,Soo-Jung)的作品。(高森信男攝影)


  日、韓、中三地在當代藝術上的競合,以及藝術計畫上的策略性結盟已經成為了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情。事實上,「東亞」亦是最早於文化上討論亞洲主體意識或「亞洲性」的地區。若是簡單的探究「東亞」的源起,即可發現,日、韓、中三地雖在歷史上曾遭受到歐美殖民勢力的威脅;但除了戰後日本的美軍佔領時期之外,日、韓、中三地實際上從未被歐美的政治/文化勢力遭受直接的全面占領和殖民;頂多是在日、韓、中三地內部,自己殖民自己。這種歷史處境造成日、韓、中三地並未如同南亞或東南亞一般,將文化結盟的想像,建構在後殖或解殖的鬥爭道途之中。說穿了,「東亞性」(在此作為『亞洲性』)其實就是建構在「中華文化圈」這個融合儒教、漢字、漢學的傳統文化圈之上。「亞洲性」的起源,其實正是來自於前現代「天下」觀念對抗「西戎南蠻」 【註1】文化鬥爭的延續。

  在現代歷史中,日、韓、中三地飽受民族主義傳入及普及應用後,所造成的矛盾和衝突。日本在二戰結束之前透過「東亞」一詞,企圖取代「現代中國」獨佔「中華文化圈」宗主的局面;但因為事涉殖民侵略,在戰後卻又羞於使用「東亞」一詞。日、韓、中三地推崇「亞洲性」的藝術工作者,不免都會提到「中華文化」是三地在進行文化交流和對話前的共同基礎;在許多論述中,多少都會提及這種同源的關係更確立了「東亞」地區的交流有其必要性(越南這同受「中華文化」影響至深的區域,或是東南亞華人族群,在這些敘述中往往會被直接忽略)。然而礙於「中華文化」一詞在20世紀總是被政治上的「中國」(不論是民國還是『新中國』)所綁架(事實上這個名詞也是被中國民族主義者發明創造出來的),「中國」的「綁架」,讓儒教、漢字和漢學文化成為了「政治中國」的專利。為了消解這個矛盾,並且去處理儒教、漢字、漢學文化是國際文化的現實,「亞洲」成為了不得不使用的名詞。「亞洲」作為日、韓、中三地所共同主催的巨型看板,其實是逃避現代歷史和民族主義矛盾後的妥協結果。

台灣在「東亞」的何處?

「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於「政大書城」的展出情況。(高森信男攝影)


  在面對「東亞」時,「台灣」其實是處在相對邊陲、且無能為力的狀態。但是「東亞」交流又剛好是除了「兩岸交流」之外,台灣不得不去面對的宿命:台灣所接受的「歐洲性」,是以日本作為媒介所折射進島內的【註2】;這種潛在、間接、甚至是淺薄的狀態,讓台灣和歐美文化間的結盟關係有其執行上的困難度。台灣在回頭面對「亞洲」時,亦發現對西亞、中亞和南亞的知識/經驗缺乏更勝歐美;對緊鄰的東南亞文化圈則毫無任何的認同感。在這種自我邊陲化的狀態中,「中華」和「東亞」成為了碩果僅存的慾望出口。

  在日治時期,台灣很自然的以殖民地的身分被併入日本所建構出來的「亞洲想像」之中。在二戰結束之後,台灣經歷了劇烈的斷裂;一方面,中華民國體制及其文化在短時間內被橫移到了台灣島;另外一方面,台灣島在冷戰結構中扮演了「自由中國」的角色。於是,「自由中國」所產出的「現代中國」藝術品,就在美國所建構出來的冷戰系統中優游。1960年代,從東京、漢城(今首爾)、馬尼拉到曼谷,都看得到「中華民國藝術家」的蹤跡。隨著1979年「中美斷交」(亦是中美建交)發生之後,「中」字理所當然的被北京所奪取;至此之後,在不願回顧殖民歷史的日本、不願承認台灣主體性的北京和彷彿沒有意識到台灣存在的南韓三地之間,台灣現、當代藝術和台灣文化發展成為了一個三不管地帶。

  正如前段所述,台灣和「東亞」地區的交流是台灣在「國際」交流上的少數出口。但是實際上,台灣在「東亞」藝術版圖中仍屬邊陲的位置。官方藝術機構的交流是政治經濟戰略的延伸,也因此,在1990年代之後,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戰略位置的大幅提升,以台灣島作為對象的文化交流似乎就沒有太多的戰略價值。然而,官方藝術機構也常常是各國文化界的風向球,官方藝術機構的動向也會直接的影響到民間藝術機構、民間工作者的資訊取得,以及學界的補助資源等面向,進而影響到民間對交流對象的選擇和意願。1990年代的台灣並沒有太多的政治空間得以參與日、韓、中三地的藝術交流事務:雖然在二戰結束後,台日雙方在民間的交流依舊興盛,但是隨著留日美術家世代的凋零,除了包括舞踏在內的少數幾個出口,台灣並未趕上日本藝術於戰後的前衛運動風潮;此外,直至1990年代,因為外交因素,日本政府依舊不允許公立美術館直接購買台灣藝術家的作品。1992年台韓斷交之後,台韓交惡多年,在連航線都中斷的情況下,更晃論官方層級的文化交流。1990年代,兩岸交流也不如今日熱絡,兩岸間自然也較難有任何具體的藝術計畫出現。由此可見,台灣「重新」進入「東亞」地區的當代藝術交流,幾乎是21世紀之後的事情;即便如此,除了中國對台灣的文化政治策略有其不可忽視的特殊目的之外,日、韓兩地對台的文化交流依舊是處在官冷民熱的狀態。

「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及「亞洲巡弋」

  要扭轉台灣在東亞藝術交流圈的邊陲位置,要期待官方層級的互動是有其政治上的困難度的;也因此,民間的獨立單位或校園往往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2013年後半年,由台南「齁空間」及首爾「O'NewWall」(藝術空間)所主辦的「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以及由北藝大關渡美術館所主辦的「亞洲巡弋」,各自達成了不同的成就,並透過不同的方法學來重新定義台灣於「東亞」的文化/藝術位置。

「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於「政大書城」的展出情況,圖為台灣藝術家陳伯義的作品。(高森信男攝影)

  由南韓策展人徐準皓(Junho Seo)、台灣策展人吳尚霖及楊佳璇所共同策畫的「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於2013年10月12日至11月17日間在台南市市區的「齁空間」、「海馬迴光畫廊」、「絕對空間」等藝術空間,以及「政大書城」、「大圓機械廠」等替代空間展出。「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一案顯示出了台南這個都會場域,在尚無大型的藝術展覽機構之前,就可以先透過各類小型空間的串聯,來發展出一個具有規模的展覽平台;該計畫亦同時證明,透過民間的串聯和協力合作,亦能生產出同時兼具規模和國際性的大型展覽。但是回到東亞的議題來說,「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則是選擇了台、日、韓三地於戰後共有的加工出口業及工、商業成長經驗,來做為台、日、韓三地藝術家共同探索的主題和溝通的平台。這種以經濟和產業發展經驗,和其所伴隨的俗民文化作為對話的基礎,不失為一精巧的手法;該計畫藉此跳過了台、日、韓三地戰後藝術史交流上的斷層。

「亞洲巡弋」一景,圖為日本策展人金島隆弘所策畫的「物體事件」子題展中,藝術家莊普的作品。(©北藝大關渡美術館)

  相比發生於台南的「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其「獨立」和「替代」的性格,由北藝大關渡美術館所主辦的「亞洲巡弋」則是在展覽上延續美術館展示的形式,但是在本質上和過去的國際交流展覽有很大的差異;該展覽同時提出了一個很有效的策略來翻轉台灣的戰略邊陲位置。2013年10月4日至12月15日,於關美館展出的「亞洲巡弋」,邀請了台灣策展人張晴文、中國策展人王曉松、日本策展人金島隆弘(Takahiro Kaneshima)以及南韓策展人金善姬(Kim Sun-Hee)等四人,各自策畫了四個不同的子題展覽;並同時邀請了來自四地的四位學者來進行一場討論亞洲藝術的論壇。然而來自台、日、韓、中四地的策展人並非各自邀請策畫來自自身地域的藝術家;反之,四位策展人都必須要根據各自的藝術策略和思考邏輯,來策畫邀請台灣藝術家。因此,雖然展覽現場清一色的僅展出台灣藝術家,但是四個子題展覽卻展出了各異其趣的內容,表現出了四種截然不同的藝術/美學選擇。這樣的策略翻轉了台灣的文化生產位置,讓台灣當代藝術從被排拒在外的單元語境主體,轉化為邀請共同建構的多元敘述主體;刺激台灣藝術工作者對自身主體性的探索、思考和建構,也迫使參與該計畫的外國工作者,面對、學習、了解和詮釋台灣的當代藝術風景。

台灣能為「東亞」注入的能量

藝術家蘇育賢於「亞洲巡弋」展出的作品《鳳珠》。(©北藝大關渡美術館)

  民族主義在「東亞」地區依舊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相比之下,台灣比其日、韓、中,雖然因為缺乏強烈的民族主義而使自身的主體性處於相對模糊和匱乏的狀態;但也因為這種主體性的缺乏,導致台灣的藝術工作者必須要透過對自身社會現實的探索來重新建構一種新興的多元主體性。也因此,台灣比起日、韓、中三地,具備更多的開放性格;民間所發起的藝術計畫,其彈性和主動性,也有目共睹。台灣藝術工作者在未來,勢必將有利於「東亞」地區的藝術圈破除各自的國族疆界,提倡一種重視地域差異和多元建構的亞洲未來藝術。


【註1】「南蠻」指16世紀起,日本人對自南往北渡來的歐洲人的貶稱。
【註2】「1934年,潛在歐洲與間接歐洲」,《今藝術》247期,龔卓軍。

2014年12月12日 星期五

【已發表】內部的亞洲

Writer's note: 本文為2013年10月4日至12月15日間於北藝大關渡美術館展出的「亞洲巡弋」(Asia Cruise)其所屬論壇所發表的文章。而全文中英版本亦於該展覽畫冊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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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的亞洲
Internal Asia

高森信男
Nobuo TAKAMORI

  亞洲當代藝術的網絡建構及機構、藝術家間的互訪、展演等交流形式,在近年來已經成為了一門顯學。但如果我們稍一不慎,我們就很容易讓民族主義所建構出來的疆界,壓抑了亞洲當代藝術交流所能釋放出的可能性。民族主義是遲至19世紀末才逐步的滲透進入亞洲的思想體系之中;透過了民族主義,許多疆域龐大、民族繁多的地區(譬如說印度、中國、印尼等地)被整合成同一個想像出的實體,但是實體內部的複雜性並未因為民族國家的成立而被消弭。當我們使用「國際」交流這個語彙時,我們其實是將交流架構在這個想像的結構之上;當我們用「國」與「國」的角度來思考亞洲不同地區間的藝術交流時,我們同時也在消弭「國家」內部的複雜性和多元性,甚至忽略了亞洲各民族和代表其主體性的文化、社會結構,早已突破了國家疆界的限制,進行互相的滲透。不但對於當代亞洲來說,國族疆界顯得無用和無趣,甚至也可以說,疆界從未存在,疆界只有在將交流活動機構化及學術化時,才會顯現。

  台灣本身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社會實體就是一種反疆界的實驗:不被國際普遍承認的「國家」地位、尚在建構中的國族認同以及日趨複雜的多元族群社會;以上這些狀態的敘述,都讓台灣成為一個「非國家」、「準國家」、甚至是「反國家」的「國家」。台灣因此可以自由的跳躍切換,在某些敘述脈絡下,以「地區」的概念、或是某種社群的概念成為可被交流的實體;在某些敘述脈絡下,又可一躍而成「國家」,以令人困惑的實體概念和「他國」進行交流。和多數亞洲「國家」不同之處,對於台灣藝術家而言,「台灣」這個符號本身作為一個實體,是備受質疑的。因為縱使台灣具備所有國家組織應有的條件之外(除了不被「他國」承認),台灣作為一個主體,依舊是島嶼上的每一份子,仍在持續建構中的概念。

  依據當今亞洲的政經氣氛來說,亞洲各國間的當代藝術交流,尤其是在政府組織間、或大型機構間所推動的交流,都可以看到不少區域文化戰略的企圖,隱隱約約的躲在光鮮亮麗的美術館展示或補助款之後。在這種情況之下,缺乏戰略價值、甚至並非是「國家」的台灣,往往不會被置入跨國的亞洲當代藝術網絡之中;加上台灣內部對外的封閉性,導致台灣藝術工作者往往無法即時的了解亞洲當代藝術網絡中的事件、乃至於能進入該網絡之中來共同建構這個新興的「文化共通體」。然而這種隔絕於外的孤立狀態,再加上對內部主體建構的方向也尚未達成定論;這兩個外部和內部的現實條件,迫使台灣藝術工作者在面對「亞洲」這個大議題時,往往會從探索台灣「內部的亞洲」開始。

李若玫作品《いしがきじま石垣島》截圖:石垣島的「台灣人」。©李若玫提供。


  2009年,台灣藝術家李若玫(LEE Jo-Mei)的個展《いしがきじま石垣島》(Ishigaki Jima),就揭露了台灣歷史中某段被掩埋的角落。對李若玫而言,位於琉球的石垣島並不是單純的異國,該作品也並非用來討論異文化的交換;對藝術家來說,這僅是家族歷史的再現,述說的是台灣人在琉球群島的開拓史;李若玫循著祖父的記憶,在琉球找到了一群能說閩南語的老人家。關於台灣移民怎樣在琉球落腳,並且在戰後成為「日本人」,參考松田良孝(Yoshitaka MATSUDA)的《八重山的臺灣人》(八重山の台湾人,Taiwanese in Yaeyama Islands)可以獲得許多的資訊。從台灣邁入解嚴時代開始,日本殖民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日本化的台灣」逐漸被重新的挖掘出來。這對「華人世界」來說,令人感到不安的事實,彷彿鬼魅一般的棲身在台灣文化的各個層面之中。透過日本藝術家下道基行(Motoyuki SHITAMICHI),其作品《torii》中所拍攝的鳥居,我們彷彿看到了一個被隱藏起來的「日本」,靜靜在台灣的巷弄或山野中繼續等待著時間的流逝。

下道基行在2012年的「光州雙年展」展出《torii》一作時,附上了拍攝到「海外」鳥居地點的地圖。©高森信男拍攝。


  如果說,尋找台灣內部的日本,或是日本內部的台灣,是有如尋找一群八重山(Yaeyama Islands)的老人或是鄉野中的鳥居遺跡一般,是在尋找一群「遺民」(survivors);那面對台灣內部的東南亞,以及東南亞眼中的台灣,則是直接衝撞「移民」(immigrants)為台灣所帶來的影響性。東南亞裔的移民已經對台灣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景觀造成很劇烈的改變,這些移民不僅是來台暫時性居留的移工,也有不少越裔和印尼裔的「新娘」已經取得了台灣公民身份;根據2006年台灣內政部的統計資料,當年台灣新生兒中有3~5%的比例來自越裔的母親;同年,一年度就有約一萬人次由越籍歸化為台籍;2012年,台灣的總統大選出現了史上第一個以越語拍攝的競選廣告;對於尚無普遍民主直選經驗的越南來說,是難以想像的事情;根據最新的估計,台灣到了2020年代,甫畢業、即將進入職場的年輕人,每4~5人,就有一人的媽媽是來自越南、印尼或是柬埔寨等地。

侯淑姿「望向彼方:亞洲新娘之歌–侯淑姿個展」2010年於高雄市立美術館的展出情形。©侯淑姿提供。


  面對這樣的劇變,台灣的藝術家遠在和東南亞的藝術圈進行實質上的交流之前,就已經開始記錄位於台灣內部的「東南亞」。台灣藝術家侯淑姿(Lulu Shur-tzy Hou)自2005年的個展開始,就展開了一系列名為《亞洲新娘之歌》(Song of Asian Foreign Brides in Taiwan)的創作計畫。該計畫以較長的時間,一一記錄在台越配的生活和故事;藝術家最後甚至回到這些新娘的故鄉,來加以對照和比較兩地生活的差異。也許是出於台灣對理解自身內部的東南亞,有其迫切上的需求,這些創作者在台灣藝術圈皆獲得了實質的認同。譬如說饒加恩(YAO Chia-En)的作品《REM Sleep》即獲得第十屆「台新藝術獎」(2011 Taishin Arts Awards);該作品邀請在台灣工作的東南亞裔移工,請他們重述他們曾經作過的夢;透過這些夢境,一個更完整、且更真實的世界,被這些心理結構所揭露。蘇育賢(Yu-Hsien SU)描述印尼裔船工的作品,則是進到2011年威尼斯雙年展的「台灣館」中展出。

於「四不像─兩岸四地藝術交流計畫」計劃中,展出的香港藝術家李俊峰〈流動酒吧大作戰〉,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張晴文提供。


  台灣和東南亞之間的當代藝術交流,在這兩年來獲得了顯著的成長。除了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關渡美術館」(Kuandu Museum of Fine Arts),其「關渡雙年展」(Kuandu Biennale)已經行之有年之外。民間藝術單位,諸如「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Open Contemporary Art Center)經營和泰國的當代藝術交流,以及「奧賽德工廠」(Outsiders Factory)經營和越南的交流,皆獲得了一定的成績。除了東南亞及日、韓之外,也無法忽視中國和台灣之間,錯縱複雜的關係:每當台灣要和中國進行交流,即便是藝術交流,台灣也必須要從「國家」的身份轉變為「地區」;而中國則搖身一變,成為了「大陸」(Mainland)。這種被迫對自我「國家」進行閹割的處境,大概是其他國家難以想像的;但也因為這樣的政治現實,讓台灣更可自由的在「國家」和「非國家」的位置間進行彈性的跳躍和轉換;並且根據不同的外在處境,發展出截然不同的策略和觀看方式。2012年的「四不像─兩岸四地藝術交流計畫」(It Takes Four Sorts– Cross-Strait-Four-Region Artistic Exchange Project)就提供了許多的可能性,讓不同的「地域」可以觀看彼此的差異性;這種各自描述、和各自互相觀看的過程反而質疑了「中國」作為一個實存文化主體的真實性。透過這計畫,我們也可以意識到,即便是在強制建構的政治疆界之內,疆界之內不同地域各自主體性間的差異和對話,這種「國內交流」(Internal-national exchange),所能產生的藝術能量和複雜的辯證結構,就已經超越了「國家」這個同質化的文化概念。

  其實以上這些針對國族疆界內部的異質化,以及文化、人民,因為歷史和政治經濟發展的因素而產生的互相滲透,並非只有台灣的藝術家和藝術團體樂於此道。舉例來說,南韓的藝術團體「mixrice」,關注南韓的移工和新移民已經超過十載;日本韓裔藝術家金仁淑(KIM Insook)則是透過攝影來關注日本韓裔的生命故事。這些例子都告訴了我們在進行亞洲各國間的交流時,我們必須要先拋棄以「國家」面對「國家」的「國際交流」概念,我們必須要更富有彈性、且更加有機地去看待亞洲各文化間的交融和滲透;並且同時意識到在國族疆界的內部,各自存在著許多龐大且多元的複雜結構。當交流從「國際交流」轉為「國內交流」(Internal-national exchange)時,並不代表跨越國家疆界間的交流就此中斷。相反的,僅是以「國家」為想像主體的交流將會被「國家」內部的社群、團體、族群、個人、地域所取代;這種交流權力更為廣泛分散,且更加貼近社會實境的藝術創作和藝術行動,正是塑造我所謂「內部的亞洲」的實踐基礎。而唯有透過對自身「內部的亞洲」進行更詳盡的探勘和挖掘,才能為未來的亞洲交流提供更多複雜和多元的文本和觀看方式,並且讓當代藝術間的「國際交流」能和當代文化的現實處境保持更為契合的狀態,藉此對亞洲大家族中的每個社群發揮更為廣泛的力量。



In recent years, the network construction of Asian contemporary art, the exchange visits between relevant institutions and artists, as well as associated exhibitions have become prominent subjects. However, nationalist boundaries would easily dismiss the possibilities created by Asian contemporary artistic exchange once we are slightly incautious of dealing with these subjects. It was not until the 19th century did nationalism pervade the Asian ideology. Through nationalism, each of the areas with vast territory and ethnic variety (e.g. India, China, and Indonesia) was arbitrarily integrated into an imaginary entity. Nevertheless,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states did not eliminate the internal complexity of these areas. When we use the term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we in fact construct the exchange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mentioned imaginary structure. When we contemplate the artistic exchange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of Asia from a “state”-to-“state” perspective, we simultaneously eliminate the internal complexity and plurality of a state. We even ignore the fact that Asian ethnic groups, along with their subjective cultur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have already crossed the boundaries of states and achieved mutual pervasion. For contemporary Asia, the boundaries between states seem to be worthless and vapid. We can also argue that those boundaries never existed. They appear only when the artistic exchange proceeds in an institutional and academic way.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social entity performs a kind of anti-boundary experiment: its “statehood” is not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the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the complexity of its multi-ethnic society is growing. These descriptions indicate that Taiwan is a “state” of “non-state,” “quasi-state” or even “anti-state.” Taiwan can therefore freely change its status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ual requirements. Within some contexts, Taiwan interacts with other entities as a “region” or a community. Within other contexts, it becomes a bewildering “state” and interacts with “other states.” Different from most Asian “states,” the symbol of “Taiwan” as an entity is highly questionable for Taiwanese artists, because it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ncept in the mind of every member on the island, even though Taiwan already has all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a state (except not being recognized by a great majority of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tmosphere, we can easily observe various cultural strategic attempts behind the contemporary artistic exchange among Asian states, particularly those among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r large-scale institutions. These attempts always wear the camouflage of splendid exhibitions or grants. Under this condition, Taiwan tends to be excluded from the transnational network of Asian contemporary art because it is short of strategic values and even not being recognized as a “state.” Besides, the poor receptivity of Taiwanese society to external events makes Taiwanese artists unable to immediately learn of the events unfolded in the transnational network of Asian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refore fail to enter this network and co-construct the rising “cultural community.” Such isolation, together with the ongoing domestic dispute over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ese subjectivity, always mak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sia in Taiwan” the starting point of Taiwanese artists when they deal with the critical issue of “Asia.” 

The Taiwanese artist Lee Jo-Mei’s solo exhibition “Ishigaki Jima” (2009) reveals a forgotten piece of Taiwanese history. For Lee, the island that belongs to Okinawa is not simply exotic, and the theme of this work is not cross-cultural exchange. Instead, the work is simply the representation of her family history, and it depicts the settlement process of Taiwanese on the Ryukyu Islands. Lee followed the guidance of her grandfather’s memory and found a group of elderly people who speak Taiwanese in Okinawa. Yoshitaka Matsuda’s book Taiwanese in Yaeyama Islands is a mine of information on how Taiwanese immigrants settled in Okinawa and became “Japanese” after the Pacific War. After Taiwan entered the post-Martial Law era, the Japanese colonial legacy, namely the Japanized Taiwan, has been gradually re-excavated. This re-excavation presents various disturbing facts to the “Chinese world,” and these facts haunt every aspect of Taiwanese culture. Through the work “Torii” created by the Japanese artist Motoyuki Shitamichi, we seem to identify various images of “Japan” hidden in the alleys or mountain and fields in Taiwan tranquilly watching the passing of time. 

The search for the Japan in Taiwan is to that for the tori ruins in the countryside what the search for the Taiwan in Japan is to that for the elderly on the Yaeyama Islands. They share the same goal of searching for a group of “survivors.” Different from this goal, dealing with the Southeast Asia in Taiwan and the Southeast Asian’s impression of Taiwan directly reveals the immigrants’ influence on Taiwan.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s have dramatically changed Taiwa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landscape. These immigrants include not only migrant workers who temporarily reside in Taiwan, but also many Vietnamese and Indonesian “brides” who have already obtained Taiwanese citizenship.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aiwan’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in 2006, the mothers of 3%-5% neonates are Vietnamese immigrants, and about ten thousands Vietnamese brides have been neutralized as Taiwanese that year. The first Vietnamese-narrated campaign advertisement appeared during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12. It was unimaginable for the Vietnamese in Vietnam, who had never experienced universal and direct (democratic) election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estimation, one in every four or five newly graduated young people about to enter the job market has a Vietnamese, Indonesian, or Cambodian mother by the 2020s. 

To deal with such a dramatic change, Taiwanese artists have started to document the “Southeast Asia” in Taiwan long before they conduct substantial exchange with the Southeast Asian art circle. Since her solo exhibition in 2005, the Taiwanese artist Lulu Shur-tzy Hou has initiated a project of series works entitled “Song of Asian Foreign Brides in Taiwan.” The project took a long period of time to document the life of Vietnamese brides in Taiwan. Hou even visited the hometowns of those Vietnamese brides in order to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in Taiwan and Vietnam. This kind of creators is commonly recognized by Taiwanese art circle probably because there is an urgent dema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Southeast Asia in Taiwan. For example, the work “REM Sleep” created by Yao Chia-En was conferred the 2011 Taishin Arts Awards. Yao asked several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to describe the dreams they have ever made, and then revealed a more complete and real world with the workers’ mental structures. Su Yu-Hsien was invited to present his work that depicts the life of Indonesian boatmen in Taiwan at the “Taiwan Pavilion” of the 2011 Venice Biennale. 

The frequency of contemporary artistic exchange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has been increased considerably in the past two years. In addition to the Kuandu Biennale that has been held for years by the Kuandu Museum of Fine Arts affiliated to th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on-governmental artistic units such as the “Open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and the “Outsiders Factory” also achieved great results in contemporary artistic exchange with Thailand and Vietnam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o Taiwan’s relationship with Southeast Asia, Japan, and South Korea, we cannot ignore the tangled and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Even in their artistic exchange, Taiwan has to change its status from a “state” to a “region,” while China becomes the “Mainland.” It might be quite difficult for other states to imagine such a situation that a “state” is forced to degrade its sovereignty. Nevertheless, such political reality enables Taiwan to flexibly switch its status between “state” and “non-state,” and develop different strategies and ways of observation according to its external circumstances. In 2012, “It Takes Four Sorts– Cross-Strait-Four-Region Artistic Exchange Project” created various possibilities that enable different “regions” to observ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e process of respective description and mutual observation questioned the reality of “China” as a substantial cultural subject. Through this project, we also realized that, even within the compulsorily established boundaries, the artistic power and the complex dialectical structures produced through the “domestic exchange” shaped by the differences and dialogues among the subjectivities of different regions within the boundaries have gone beyond the homogenized cultural concept of “state.” 

In fact, not only Taiwanese artists and artistic groups, but also many foreign artistic actors delight in addressing the above-mentioned heterogenizat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states as well as the mutual pervasion of cultures and people triggered by historical fac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For example, the South Korean artistic group “Mixrice” has paid attention to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in South Korea for over a decade; and the Korean Japanese artist Kim In-Sook focused on the life stories of Korean Japanese through photography. These examples suggest that we must first of all discard the concept of “state-to-state exchange” during the exchange among Asian states. We must treat the blending and pervasion of Asian cultures in a more flexible and more organic way. Meanwhile, we must be aware of the tremendous and plural complex structures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states. It does not imply the break-off of trans-boundary exchange whe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s transformed into “internal-national exchange.” Only the exchange based on the imaginary subject of “state” will be replaced by that among the internal communities, groups, ethnic groups, individuals, and regions of the “state.” The power of such kind of exchange spread much more widely, and makes artistic creation and action closer to social reality. This is exactly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 of what I term “the Asia in Asian States.” Only through a more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excavation of “the Asia in Asian States” can we provide the future Asian exchange with a wider diversity of complex texts and ways of observation, maintain a well-matched state of affairs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ultures, and thereby exert greater influence on every community in the big Asian family. 


2014年9月29日 星期一

【已發表】重新定位島嶼:向南望去的亞洲交流

Writer's note: 本文已發表於2013年5月份之《藝術家雜誌》(456期、頁214-219)的當期專題〈亞洲熱:亞際藝術再聚焦〉。該文內容針對當時東南亞、南亞當代藝術的發展概況及環境,作一個簡單的介紹;並提示台灣在該大環境中所處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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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位島嶼:向南望去的亞洲交流

文/高森信男

  2012年對台灣藝壇來說是拓展出新興可能性的一年。在21世紀的前十年,雖然對台灣與亞洲交流影響甚鉅的大型展覽,「亞洲藝術雙年展」和「關渡雙年展」已經各於2007年和2008年展開。但從獨立空間或團體的角度來看,2012年才展開了和「東亞」之外交流的熱潮:竹圍工作室2012年13位外籍駐村藝術家中,來自東南亞和南亞的藝術家就佔了8位;乒乓藝術工作站邀請菲律賓藝術家Dex Fernandez駐村並展覽;此外,中、大型的展覽和交流活動還包括了奧賽德工廠策劃的「南國.國南- 台越藝術家交流計畫」、「漫遊島城-亞洲當代攝影交流展」,以及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在長達半年、於泰國曼谷的駐紮計劃之後,舉辦的「理解的尺度:台泰當代藝術交流展」。除了東南亞之外,交流的選項中也開始出現西亞、中亞等可能性:策展人蔡家臻透過錄像藝術展「曖昧的存在」展開和以色列的交流計劃,立方計劃空間也於同一年度,也在層層的外交難關中,成功的邀請了吉爾吉斯藝術家Gulnara Kasmalieva和Muratbek Djumaliev來台進行交流。

藝術家陳伯義參與"漫遊島城:亞洲當代藝術交流展"(李依佩策展)的裝置作品,在該作品中,藝術家將來自亞洲不同國家的鋁罐飲料的外漆刮除/高森信男攝影
圖為在「理解的尺度:台泰當代藝術交流展」中展出的作品,藝術家張恩滿的錄像作品「競技場」。/張恩滿提供


南方的喧囂

  2013年2月,紐約的古根漢美術館展出了「無國別:南亞和東南亞當代藝術」(No Country: Contemporary Art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正式宣告南部亞洲新興國家的當代藝術進入了歐美當代藝術的「主流殿堂」。這檔由瑞銀集團(UBS)資金於背後贊助的系列展覽,還會接續著推出拉丁美洲當代藝術和中東北非當代藝術兩檔大展,似乎是在宣告著當代藝術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當代藝術唯歐美馬首是瞻的時代似乎已經要結束了。然而這波當代藝術版圖向全球新興國家移動的風潮,其實也僅是反映了在新自由主義結構下,全球資本市場快速移往開發中國家的結果。資金的轉移,在新興亞洲國家造成了新興的市場和新興的藏家。如果說,是市場機制造就了東南亞當代藝術的興起,一點都不是危言聳聽。尤其除了新加坡之外,東南亞各國普遍缺乏公立基金的藝術補助(甚至沒有),在這種情況下,私人藏家和企業贊助者的資金成為主要的來源。因此,在東南亞很多國家要去區分獨立空間或商業空間顯得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獨立空間可能實際上扮演著商業營利的角色,而商業空間卻反而有可能扮演當地實驗性當代藝術的重要推手。但總和來說,在整個東南亞和南亞,除了新加坡這個少數例外之外,主導當代藝術發展趨勢和走向的都是民間單位(不論是非營利或營利組織),而非諸如美術館或國立藝術基金會等公立單位。

孟加拉達卡的Britto Arts Trust位於某資訊賣場內,看似空間侷促,但孟加拉在威尼斯雙年展的第一屆國家館卻全靠此處支撐/攝影:高森信男


  在東南亞和南亞,甚至民間單位也要扛起在台灣相對由美術館扛起的工作:以孟加拉為例,在2011年威尼斯雙年展該國展出了史上第一屆孟加拉國家館,該館並非由政府單位主導,相反的,是由成立超過10年的民間獨立空間Britto Arts Trust所主導。在不少國家,體制內的教育制度中不會有當代藝術、甚至是現代藝術的教育,因此這些國家的民間機構也往往要扛起藝術教育的責任,除了向藝術學院的學生補足當代藝術的知識和習作之外,在越南和緬甸,民間機構或藝術家甚至必須肩負起兒童美術教育的工作,因為在體制內的小學教育,尤其是在偏鄉,美術教育(包括基本的繪畫、寫生)完全不存在於教育體制之中。民間單位取代政府和學校的工作,這個現象造就了東南亞、南亞地區當代藝術發展的彈性,也讓藝術的發展可以領先於文化官僚體制的完備,但另外一方面也標示了和該地區的交流,也只能透過民間單位來開啟契機。

在南部亞洲,藝術空間也往往必須要負擔起教育者的角色,圖中位於緬甸仰光New Zero藝術空間的圖書館,是緬甸全國唯一一座藝術圖書館。該空間也負擔起提供兒童美術教育的責任/攝影:高森信男
在南部亞洲的多數國家,藝術教育依舊趨於保守,許多藝術家是在離開學院之後,才開始接觸到「當代藝術」。圖為越南順化藝術大學的繪畫教室。/攝影:高森信男


  東南亞和南亞當代藝術開始被國際「看見」除了跨國資本移動的原因之外,也牽涉到這兩個地區向內和向外的國際聯繫能力。向內來說,由於現代/當代藝術在各國發展的脈絡和時間皆不長;加上不可否認的,當代藝術依舊仍是少數知識份子、文青和藏家才會感興趣的內容,因此東南亞和南亞各國或各大城市的當代藝術社群,可以說仍舊十分迷你。為了破除社群上發展的限制,在東南亞和南亞兩大區域內部,已經產生了內部相互聯結的默契。在這網絡系統中,透過網路社群的發達和廉價航空的普及,相互交換資訊、交換駐村藝術家和拜訪已經成為常態性的活動。除了跨國的商業畫廊可以見到之外,甚至發展出特殊的合作駐村聯盟模式:以東南亞的「三角駐村計劃」為例,區域外的藝術家申請之後,可於三個月的時間在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三地間輪流駐村;南亞也有類似的合作案例。另外,由於許多國家國內缺乏資金來源,甚至缺乏藏家。東南亞和南亞地區的藝術家普遍具有自行前往國外申請跨國資金的能力和經驗,透過這樣的管道,藝術家找到得以生存和維繫創作的資金,另外一方面也同時進入到國際的網絡系統中,被歐美日韓等地的機構或藏家「看到」。資金的缺乏使這些地區的單位養成「務實」的態度,迫使幾乎所有的藝術工作者必須認真思考資金的取得方式,有些東南亞的獨立空間甚至開班授課,教導當地創作者如何申請到國際資金的贊助。

獵人、傳教士、改革者

  跨國文化基金的流竄在東南亞和南亞已經不是新鮮事,甚至不少是外國政府的公立基金。舉例來說,「南國.國南-台越藝術家交流計畫」有一大部分的預算來自於丹麥公立文化基金的投資(獎勵越南文化藝術發展)。外國基金在東南亞諸國的運作並非單純的文化外交而已,而是把文化投資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在思考。相較於歐美或東亞,東南亞許多國家的政治結構仍嫌封閉和專制,甚至不少國家對於藝術活動,會基於政治或宗教等理由來進行監測、干涉、檢查和禁止等舉動。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議題尖銳的當代藝術活動,其實也是在投資政治活動。另外一方面,擁有大量公立和私人資本可以投資藝術發展,卻在傳統西歐-北美文化論述核心的系統中被邊緣化的澳洲、南韓和日本,開始紛紛爭奪東南亞和南亞這塊龐大的版圖。在這場瓜分版圖的鬥爭之中,新加坡也開始於加入了戰局;從本屆的新加坡雙年展,就可以看到新加坡的公立藝術機構亟欲收編全東南亞地區的野心。筆者沒有膽量直接稱呼這樣的藝術地景是新帝國主義瓜分亞非殖民地的當代文化版本,但不可否認的,這些外來者的介入,的確改變了東南亞和南亞藝術的面貌。同樣的事情也在中亞、中東、非洲等地發生。

相比於東南亞各國在藝術投資上的窘迫,新加坡美術館的財力、設備和野心,讓該館在該地區發揮極巨大的文化/政治影響力/攝影:高森信男


  以東南亞為例,多數東南亞國家,其藝術史發展都有某種固定的模式:現代美術通常起源於20世紀初,當時西方列強正在瓜分殖民東南亞各地區。但也因殖民統治,替現代美術的輸入建構了垂直、且直接性的輸入方式。在緬甸,前輩畫家Ba Nyan是直接前往倫敦的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習畫;法國則是直接在西貢建立法國公立美術學院的分支機構。然而這些和歐洲直接聯繫的藝術網絡,為了符合殖民政權的控制,通常都被簡化到只剩下繪畫技術的習作、甚至是以手工藝學校來作為定位方向;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生產具異國風情的手工藝紀念品,來作為殖民文化控制和殖民地經濟的一環。這些西方現代美術的思潮,通常在戰後的獨立、紛亂和政治文化的改造中,陷入發展的停滯、甚至中斷。因此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東南亞或南亞多數地區的藝術家,其創作形式仍以20世紀初的美術形式、或是「改良」過後,帶有現代性特質的民族美術/工藝創作為主。1990年代之後,當代藝術觀念的引進開始打破這個僵局,卻也同時讓東南亞和南亞的文化生產陷入另外一種「準殖民式」的處境,這一次的殖民者換成了全球性的資本。

位於馬來西亞吉隆坡的「茨廠街社區藝術計劃空間」已經脫離「純藝術」的領域,相關的工作人員將該空間打造成保留社區歷史記憶的教育空間,期盼可以在該社區被捷運公司拆除前,影響社區居民對於社區記憶的認識/攝影:高森信男


  當代藝術的引進,首先給了政治、文化異議人士一個很好的空間,藝術敘事的曖昧性和不確定性,讓藝術家得以在相對安全的空間(比起可能會喪失生命的政治抗爭)中表達自身對於社會、政治和歷史的不滿。然而高度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改變了這個狀態;除了跨國公立文化資本的投資之外,不少國際的藝術掮客(策展人、畫商)也在南部亞洲的區域中流竄,尋找獵奇的對象。在東南亞許多國家,尤其是缺乏當地藏家資本的國家,處處可見由外國人所主持的空間或組織,這些組織提供當地藝術家一個看到「外面世界」、甚至出國展覽的窗口,同時也把持住了國際和當地藝術圈互動的窗口。許多藝術家透過這些掮客和網路資運了解到國際的「品味」和「趨勢」,在很短的時間內和自身的創作脈絡產生了劇烈的斷裂。許多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藝術家突然從後印象派、表現主義或超現實主義的畫風及題材,跳躍到數位媒材和社會議題批判的結合體,並不是新鮮事。其實這件事情也發生在台灣,只是我們把這個斷裂點提前移置到大學入學或是大學畢業時。

疆界、邊陲、島嶼的新定位

林婉玉、林孝順(Lam Hieu Thuan)"何謂胡志明市理想的生活風格?"、2012、雙頻道錄像、33'00"(copyright: Outsiders Factory)
2012年,台灣和南部亞洲的藝術交流趨於活絡,圖為越南Zero Station和奧賽德工廠在順化New Space Arts Foundation舉辦的講座活動,介紹位於台南齁空間的駐村計劃。(copyright: New Space Arts Foundation)

  從上述的敘述,可以了解到,東南亞或南亞藝術活動的「當代藝術化」,牽涉到國際政治勢力的介入和全球資本市場的移動(包括投資於藝術市場的資本)。以新加坡為例,若說藝術是要反映社會生活結構,則新加坡預設的交流對象理應是同為亞洲高度資本化城邦型都會,如香港、澳門等地。但我們可以發現,本屆新加坡雙年展所強調的「東南亞」交流,卻是沿著東南亞國協的疆界來進行劃分,將許多文化和政經結構差異極大的區域併入了同一個藝術交流網絡。正如同台灣在政治上被東南亞國協排拒於門外一樣,台灣也難以在現存的東南亞、南亞的當代藝術網絡中扮演要角。不過,2012年度一整年度的民間單位交流成果,替台灣和南部亞洲的交流揭示了些許契機。台灣公立文化單位及基金,以及外交文化戰略對南部亞洲缺乏了企圖和資金的挹注,反而讓台灣在該區域所扮演的角色可以不同於歐美、日韓、澳洲及新加坡。台灣的民間藝術單位雖然缺乏龐大的資金挹注,但是卻突顯出獨特的「台灣觀點」。民間單位重視的不是如何將當代藝術作為文化外交戰略的一環、也沒有興趣和需求來掠奪東南亞、南亞當代藝術的市場資源。對於台灣在這一年度參與交流的大小單位和藝術工作者而言,這些交流計劃更像是一場對內探索的起點。台灣當代藝術在全球政經主導的當代藝術網絡建構運動中,成為身處於網絡系統之外的邊陲者;但也正因為這個邊陲位置,讓台灣免於淪落為「帝國」。台灣對於和不熟悉的亞洲區域進行交流,充滿了論述上和認識方法上的謹慎(甚至多為承認自身對於觀看的無能),看似裹足不前,然而也因為這份謹慎,讓台灣發展了更多的陰性敘述。相比於獵人和傳教士的方法學,2012年在台灣發生的成果,如果可以在未來的幾個年度持續性的維繫下去;對內和對外,都會改變島嶼在內部和外顯文化的位置。

2014年9月17日 星期三

【已發表】從朝貢體系到網絡體系:重新定義「國際藝術」/邊陲聯繫工作

Writer's note: 本文為2012年12月30日時,於陳界仁所策畫之《拆除前夕:論壇與聲音表演》(該活動為鄭慧華所策展之《重見/建社會》系列展覽的第10檔)中所進行的演講的文稿版本。紙本可參間「立方計劃空間」針對該活動所發行之手冊。該文已經簡要的闡述個人對於策展這門技術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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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朝貢體系到網絡體系:重新定義「國際藝術」/邊陲聯繫工作

文/高森信男

故事一:

2012年夏季,我在斯里蘭卡的哥倫坡(Colombo)見到了該國某位重要策展人。他在見面之後的第一個問題是:「台灣也有當代藝術嗎?」

故事二:

在台灣留學的馬來西亞留學生和我表示,常有台灣師生問她一個令她感到氣憤的問題:「馬來西亞也有當代藝術嗎?」



  台灣各界長期恐懼於被想像中的「國際」邊緣化,這個恐懼感同時形塑了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迫使我們嘗試採用各種策略來回應這個邊緣處境。然而似乎自90年代已降,各種機構化的嘗試不但無法使台灣當代藝術在「國際舞台」上爭取到發言空間;反而因為投入資源之後似乎無所具體回報,而陷入必須透過投入更多資源來解除焦慮的思考邏輯因而誕生,這個邏輯讓從機構到創作者都選擇採用資本化生產邏輯;而資本化生產邏輯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國際化」的「競爭」邏輯中讓自身具有足夠的競爭力。害怕缺乏競爭、害怕被邊緣化、甚至害怕被消滅的恐懼讓文化殖民的體系更加增強:對殖民主更加臣服、對內複製殖民體系並增強其控制強度、藝術圈的民主議論體系淪為無效、「不合時宜」(不符合國際競爭潮流)的藝術家及作品樣式必需要被拋棄、權力和財力被各類機構收編或拓展,所有的犧牲都是為了帶領台灣打一場又一場無法獲勝的「聖戰」。

  當我開始進行東南亞地區的聯繫工作之時,不少台灣的藝術工作者希望透過我知道東南亞當代藝術工作者的處境。但是問題往往是:「東南亞當代藝術今日發展如此出色,是否和他們的補助或政府的協助較多有關?」然而事實上東南亞各國政府補助當代藝術的金額不但少的可憐(不少國家是完全沒有補助),甚至不少國家是公開反對和限制當代藝術的發展。如果我們用量化的統計概念來觀察東南亞當代藝術,會發現政府資金補助較少、公立機構強度較差的印尼或菲律賓,該兩國的藝術家在國際上的「能見度」較高;反之,政府補助最高、公立機構強度最強的新加坡,該國藝術家在國際上的「能見度」較低。當然這樣的分析沒有任何統計上的顯著性,但是這個分析方向至少揭示了一個事實:藝術作品的質、量和資金補助、機構的協助無直接的關聯性。藝術作品的質、量完全取決於創作者本身;甚至在各項基礎建設百廢待舉的柬埔寨、以及軍政府依舊會沒收女性主義論述並且恣意逮捕藝術家的緬甸,當代藝術仍舊生存下來,並且表現出堅韌和誠摯的能量。

  反過來觀察台灣的處境,令人憂心的是台灣從創作者到機構,不少人皆陷入了資本累積式的藝術生產邏輯。這個邏輯的公式如下:資本投資多寡決定了作品或展覽的強度和質量,如果我們要創作出「國際級」的作品和展覽時,我們就需要更多的資本投資。令人不意外的,這個生產邏輯是直接移植自歐美已開發國家。當我們在讚嘆歐美大型展覽、甚至南韓三星Leeum美術館投資金額之鉅,其內容之精良時,我們同時看到了自身的匱乏。這種對自身不足的恐懼感,迫使我們躍入資本累積式的藝術生產邏輯。當藝術生產必須仰賴資本生產邏輯來推動時,許多的危險會一一來到:(1)、資本累積式的生產邏輯是累積越多資本效果會越好,因此大量的資本不能廣泛分散到所有的藝術生產者手中。即便資本規模如此巨大,最後只能挹注在少數的創作者或展覽身上,藉此提高「國際競爭力」。一種英雄式和巨碑式的體制因此催生:收編和釋放資本的機構則會從中獲取巨大的權力,這個權力足以改變創作者和藝術教育的走向,讓藝術圈的多元色彩褪色,淪為反民主的單言堂。(2)、一旦資本累積式的生產邏輯成為藝術生產的方法學,也表示藝術生產和資本市場扣合在一起。如果當代藝術必須要依靠資本市場的殘餘利潤來運作時,這也表示當資本市場坍塌時,藝術的生產也會中斷。

  台灣當代藝術的機構化和資本化其實就是一個現代化(modernize)進程:這個現代化的進程是殖民處境的延伸,但是台灣的被殖民狀態並非單純的完全處在被殖者的地位。而且台灣混亂的殖民處境其實並非單純起源於戰前的日本殖民,戰後的國民黨體系和冷戰系統讓台灣人的精神狀態處在同時身為殖民者和被殖者的雙重矛盾之中。國民黨的政治思想體系,讓具有現代性意義的中國想像在台灣延續了半個世紀(甚至今日依舊殘存),這個中國想像讓台灣人透過千年歷史的回溯讓自己站在朝貢體系中的宗主國位置。同時透過冷戰體系的塑造,中華民國作為強國的想像也被施加在台灣人的想像之中。然而冷戰體系本身也讓這套神話同時破滅,透過和歐美陣營的合作關係,留學、移民和文化資訊的輸入讓台灣人在歷史上第一次大量且直接的接觸到所謂的「西方世界」(相比於日本殖民時代的二手西方文化),這些接觸和文化的輸入經驗讓我們得以發現自身體制的殘破。台灣的文化孤立處境部分來自這種同時身為殖民者的自大和被殖者的自卑共存的狀態之中。我們因為看到了「西方」,被告知應當被「西方」看到、甚至和「西方」並列,因此我們採取了和日本在20世紀的歷史進程相仿的路徑:擺脫被殖者身分的方法就是成為殖民者。

  一種內部殖民和朝貢體系開始被建構起來,兩者相依並存。朝貢體系的特色在於在朝貢的過程中,朝貢國其實無法清楚的看到另外一個朝貢國。除此之外,朝貢國內部的複雜性必須要被有效的化約為單一的實體,如此才能提高朝貢國作為單一個體的實存性,也唯有透過此舉、加上適量的異國風情,宗主國才能看到貢品。從這個角度思考,我們和「西方世界」的聯繫與其說是一條進入「國際藝術」的路徑,不如說是一條朝貢的單行道:透過紐約、柏林、倫敦這些藝術世界的「中心」我們不但無法看到其他邊陲地區的藝術,相對的其他邊陲地區的工作者也無法看到我們。只有接納百國朝貢的皇帝獲得全知者的位置,得以綜覽天下珍奇。為了配合這種朝貢式的體制,一種面向內部的殖民被迫加以實施:不論是採取何種方式,足以代表台灣當代藝術特質的論述邏輯系統被輪番的提出,但是這些系統卻無法共存。在多元複雜的現實處境中,為了增加國際競爭性,一種單一的論述體系必須要被接續選中,因為我們指向的閱讀者不是自身,而是想像中的「國際」。

  在這種英雄式的朝貢體制中,一種微型的路徑必須要被引入。為了回應以上的處境,我在2009年開始逐步的籌組策展團體「奧賽德工廠」,並且透過一次次的實務工作嘗試建構出一些可能性。尋找內部和外部的邊陲者(Outsiders)並加以連結成平台成為我們的主要工作方向。我們在創團初始就定義自身必須要設法和非歐美日中的藝術世界取得聯繫,透過和我們從未接觸過的「世界」進行直接的雙向聯繫除了增加了我們對「國際藝術」的想像之外,更重要的是,唯有透過相似殖民、歷史經驗以及相似的當代文化、社會處境的分享,這個龐大的全球文化資本體系才得以現身。邊陲地域之間的直接聯繫依靠的不是書籍雜誌,因為這些傳統的知識體系已經被編入朝貢體系之中。除了網路之外,馬可波羅式的實地探訪幾乎是唯一的選擇。雙年展式的展示及再現讓各地的藝術品抽離原生的生產處境,唯有透過實地的田野才能還原原生的藝術生產處境,並且建構起平等的話語權。朝貢體系和後殖體系的危機在於身為文化邊陲地域的彼此不但無法看到對方,還必須要透過一層轉譯的過程,透過當代藝術體系宗主國的視角來進行閱讀。

  透過網路的普及,直接且具體的國際聯繫其實很輕易的就可以被建構起來。我們可以說這種建構中的國際網絡平台是種「星叢文體」的具體化,同時也是一種去資本累積的文化生產方式。實際上,東南亞各國因為自身內部資源的缺乏而深暗此道,東南亞在每個民間藝術組織之間建構起緊密而繁密的聯繫系統,藉此分享資訊和整合資源。台灣當代藝術若在全球各地域發展自身完整網絡系統的時間點置身事外,且指望透過機構式的邏輯來建立聯繫系統,勢必會更加侷限自身的發展空間。除了加入外部的網絡系統之外,內部的網絡化也有其必要性。在內部的網絡系統之中,應該引入維繫平等發聲體系的機制,讓各學派、世代、領域和地域的藝術表現形式皆有其發聲和互相溝通的空間。唯有透過內部和外部於各種層次上,進行各種小型的、去資本累積邏輯的實驗計畫,才能生產出更加多元的陰性/複數敘述(narratives)系統。在這種新的敘述系統之中,藝術生產者依靠的不是資本的協助,而是自發的獨立性和願意分享及聆聽他人分享的平等態度。換句話說,網絡體系是否可以建立的關鍵在於每個個體內部的殖民者和被殖者情節是否可以破除。願意相信他人和自身關係的絕對平等,是最難也是最簡單的部分,也是我們重新開始的地方。

【已發表】《空的記憶》:尋找洞穴中的光與影

Writer's note: 本文為2012年時,替當年數位表演藝術節所撰寫的兩則短評之一;本則是評論由周東彥所創作的《空的記憶》。紙本複本刊載於2013年8月份,由「狠主流多媒體」所出版的《空的記憶》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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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記憶》:尋找洞穴中的光與影

文 / 高森信男

  《空的記憶》透過舞台靜音台車以及360度環場影像等新技術的運用,在2012年數位表演藝術節引起關注和轟動。然而若只將討論侷限於此,將難以一窺該劇全貌。實際上,觀賞《空的記憶》是個類似觀看「傳統現代主義」作品的經驗。《空的記憶》所謂的「空」,其中一部份就是企圖要去屏除劇情、議題、觀念等敘事性的架構,讓觀眾重新關注舞台上的聲音、空間、肢體和光影等基本元素。對於忽略包浩斯(Bauhaus)現代主義劇場,直接跳入「後現代主義」創作思考邏輯的台灣舞台史來說,《空的記憶》是個重要的舞台實驗。而《空的記憶》在表演中除了播映高技術門檻的數位影像之外,獨舞者周書毅亦使用了最傳統的影像表演:光影遊戲。這個大膽的嘗試,也充滿了要追溯影像藝術起源的意味。

  《空的記憶》是座記憶的迷宮。縱使在很多面向來說,該作有包浩斯劇場的影子;但是《空的記憶》透過了和個人記憶、以及身體經驗的結合,創造出了一個更富人性的「空」來區別傳統現代主義的冷酷性格。這個「空」,並非現代主義式,抽離生活、帶著禁慾主義的「空」。在《空的記憶》中,「空」提供了一個自我探索的機會:這個「空」的影像不只是重播創作者的生命感受,更是提供了一個空間,帶領觀者反思咀嚼自身存在處境的哲學命題。在全場的表演中,跟著獨舞者舞動的光影遊戲,加上抽象性的敘事手法,彷彿讓觀眾回到了史前的洞窟。《空的記憶》在表演中最大的成就,來自於創造了多向性的觀看行為:在舞台上播映的影像不再只是用來粉飾表演者的背景,更是一個打散表演者/觀者關係的媒介。不只觀眾在注視舞台上的影像,舞台上的表演者也在注視著自己的影像被投影出來。看與被看的關係在這樣的設計中被徹底瓦解掉;也必須要透過這樣的模糊狀態,才能引領觀眾也墜入舞台上的生命迷宮。

  在這史前洞穴中,舞台上的獨舞者迷戀著自己身軀所投射出來的陰影。透過導演周東彥的設計,這個「自身陰影」的概念被擴大成360度環場影像。這些壯闊的影像被使用來呈現微小的場景:房間中空無一物的電視、沒有終點的旅程、穿越無人的地下道…等等。導演周東彥企圖讓觀眾注目在認真「觀看」自身影像的表演者;這種超現實的舞台光景彷彿正是「柏拉圖的洞穴」。透過走位和影像調度的設計,獨舞者彷彿是在舞台上穿梭於不同的時空之中,讓整個「記憶迷宮」的結構越來越擴大。透過這樣的複雜結構,一個近乎於真實存在感的織度被建構起來,讓這個「柏拉圖洞穴」顯得更加的寫實。

  透過《空的記憶》,彷彿所有的觀眾在一個小時的演出時間內,都透過了感性的觀賞經驗,來探求最基本的哲學命題。個體的存在感和幻影同時在舞台上被建構起來,乃至於我們無法區分真實的實體和幻影間的差異。我們只能在這趟「空的旅程」中拋棄邏輯判斷;讓台上的獨舞者,有如儀式中的薩滿一般,引領著觀眾拋棄語言;透過感官跟夢境般的經驗到達了穿梭虛實、進出時空的旅程。究竟在洞穴之外,是否還有真實的光?我們只能確定,在表演結束散場之後,我們還在同一個洞穴中追逐自身的光影。

【已發表】《第七感官2-感官事件》:創造舞者之外的舞者

Writer's note: 本文為2012年時,替當年數位表演藝術節所撰寫的兩則短評之一;本則是評論由「安娜琪舞蹈劇場」和「叁式有限公司」共同合作的《第七感官2:感官事件》;主要依據個人曾經和「叁式」合作過的角度,簡單切入多媒體技術團隊如何擔綱起藝術表現的角色。紙本複本刊載於2013年3月,由財團法人桃園縣廣藝基金會所出版的《跨域控Vol.2:2012數位表演藝術解碼簿》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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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感官2-感官事件》:創造舞者之外的舞者

文 / 高森信男

  延續著2011年《第七感官》的成功,由編舞家謝杰樺領軍的「安娜琪舞蹈劇團」和科技藝術團隊「叁式」之間成熟的合作模式,勢必會在今年的《感官事件》中再掀劇場觀賞經驗的話題。然而對於謝杰樺,乃至於「安娜琪舞蹈劇團」的舞者們而言,《感官事件》不僅是數位互動技術及聲光效果的提升;《感官事件》更是對於何謂舞台?以及何謂舞者?的實驗性提問。

  2011年的《第七感官》企圖引導觀眾進入到舞台上,和舞台的數位互動聲光、以及舞者進行肢體上的互動。觀眾透過這個過程不僅成為了舞台上的新風景,甚至成為了另一批舞者。對於謝杰樺而言,這意味著傳統的編舞概念必須要被更動,才能創造出全新的「遊戲規則」來面對這些第二批舞者(觀眾)。「安娜琪舞蹈劇團」的舞者也必須要從展示個人肢體動作的傳統舞者,學習轉型為舞台上的「誘發者」。舞者們必須在舞台上短期間內視察觀眾的個性和肢體特性,並且在短暫的引導之下,就讓觀眾自然的進入「舞蹈劇場」的表演情境之中。面對這個任務,「叁式」的互動設計也肩負重任:如何讓觀眾在舞台上能以第一時間的直覺反射動作來融入舞台的光影互動之中,需要的是互動設計中長期對於「參與者」經驗的透徹了解。在新作《感官事件》中,將提供更多觀眾參與舞作表演的空間。謝杰樺表示,透過把部份的權利轉讓給觀眾,不但可以增加表演本身的不可確定性和有機性,更可以讓觀眾對於劇場本身有更切身的「感官」體驗。

  除了現場參與的觀眾之外,互動聲光效果也在舞台上扮演著第三種「舞者」的角色。對於「安娜琪舞蹈劇團」的舞者們而言,他們在舞台上所面對將不僅僅只是聲光「效果」而已;而是有自己的運動邏輯、反射特性、會隨舞者和觀眾共同起舞的另一位「舞者」。在2011年的《第七感官》中,聲光互動設計以有機體、生命體的概念來呈現。新作《感官事件》將會延續這樣的設計概念並加以擴大,賦予空間和聲光本身更強烈的「生命體」意象。在新作中會運用的互動技術也將會大幅度的提升,在舞作中將使用的感測系統將可以偵測包括水平及垂直向度在內的3D空間,讓舞者在空間中的肢體動作擁有更彈性、更複雜的互動機制。此外,在新作中的聲音系統將設定向位性,使劇場中的聲音也具有不同的空間方向可以表達。甚至舞者本身發出的聲響,也會成為舞台上聲音互動效果的其中一個環節。在面對到這樣的劇場環境時,舞者們必須要重新學習新的表演方式來和舞台上的另外一個舞者:「聲光效果」共舞。事實上,身處後台的「叁式」成員,也以即時操控者的身份,控制著一位正在起舞的「生命體」。

  從《第七感官》到《感官事件》,所考驗的不僅只是編舞和舞台技術上的改變,真正的關鍵在於劇場和科技藝術間的跨域合作如何成立。《第七感官》系列提供了很好了例子:擁有建築學習背景的編舞家謝杰樺,可以使用工程及科技的思考邏輯來和「叁式」成員溝通;而對於「叁式」的成員來說,互動科技技術除了商業上的應用價值外,更是一種藝術表達形式。該團成員長期擁有的表演操控經驗,使他們和表演藝術團體合作時如魚得水。對於「安娜琪舞蹈劇團」的年輕舞者們而言,他們對於舞蹈這門藝術保持開放和勇於學習新形式的態度,這個態度讓整個表演的呈現成為可能。謝杰樺表示:「我們正在訓練出一種新的舞者,以及開創出一種新的全域式劇場。」所謂全域式劇場,是指稱觀眾可以透過各種感官的開放來參與整齣表演的過程。《第七感官》系列作開發出一種強烈的感官經驗,透過視覺、聽覺、甚至是觀眾自身的身體,使觀眾對於表演的觀賞經驗擁有強烈的身體感。並且透過這樣的觀眾參與方式,進而攪動表演者和表演內容自身,使該系列作的每場演出都擁有各自的生命力。

2014年9月6日 星期六

【已發表】西班牙殖民帝國之旅(下)從哥倫比亞、菲律賓到北台灣

Writer's note: 本文已發表於2012年七月份之《典藏投資》雜誌(No. 57),頁164-167。嘗試撰寫遊記,不過還是希望還是能帶出藝術方面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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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殖民帝國之旅(下)從哥倫比亞、菲律賓到北台灣

圖、文/高森信男

  2010年,我的中美洲之旅即將在瓜地馬拉的安地瓜(Antigua Guatemala)告一段落。當時漫步於安地瓜的主廣場旁時,不禁開始思索究竟西班牙統治下的美洲,其文化同質性會有多高?這個文化體竟然讓我從墨西哥城一路走來都不停的看到類似的都市設計紋理(以單一廣場為核心發散出去歐洲少見的方格式路網,而廣場旁總是配置全鎮最重要的教堂及政治中心)。我便是抱持著這樣的困惑,決定隔年再次造訪拉美時,讓旅程拉長到南美洲大陸去一探究竟。在2011年的旅程中,我從哥倫比亞的海岸區出發,在堅持只走陸路的情況下,花了超過一個月才到達秘魯的馬丘比丘(Machu Picchu)。越是旅行到距離西班牙本土越遠的地方,西班牙語的宰制性越是被重視,不論這個地方是炙熱的沼澤區域還是酷寒的高山。也就是說,在西班牙殖民版圖最為偏僻的角落,西班牙作為帝國的輪廓最為明顯。

卡塔赫納位於哥倫比亞海岸區,在西語文化圈中有獨特的文化風情


  克里奧人(Criollos)是指在美洲土生土長的西班牙人。克里奧人成為拉丁美洲的文化主幹,並且在拉美各國爭奪獨立之後,成為拉美階級政治的最高階層。有趣之處在於,在本土半島上水火不容的各個族群,到了新大陸之後都被同化成克里奧階級,並且開始接受西班牙語是共同的語言,發展出了獨特的美洲白人文化。西班牙語在新大陸因此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廣泛使用空間,透過克里奧人的文化建構,「西班牙」這個文化及語言的意象變的更加具體。對我個人而言,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就是操作這個語言的高手,馬奎斯那令人著迷的文字迫使我將哥倫比亞海岸區做為這趟旅程的起點。

孟波斯已經廢棄的港口建築,造訪該地彷彿進入了馬奎斯的小說世界

位於大沼澤區中的「鬼鎮」:孟波斯

《迷宮中的將軍》一書中所描寫的將軍:波利瓦爾的造訪記錄碑文

在孟波斯,時光是靜止的

  馬奎斯的小說常被定義為「魔幻寫實」風格,意思是透過超現實的描述手法來蘊藏寫實主義的內涵。然而當我抵達了哥倫比亞海岸區時,我開始對於這樣的定義感到懷疑。因為這些超現實的經驗,似乎就是海岸區生活的日常映射。海岸區文化融合了西班牙、美洲原住民及非裔移民的特色,同時具備了西班牙的嚴峻和加勒比海的慵懶。各色人種、獨特的口音以及40度的高溫讓海岸區自成一個獨立的文化圈。我選擇前往孟波斯(Santa Cruz de Mompox)探險,而不是前往會讓旅人失望的馬奎斯故鄉。孟波斯本來是哥倫比亞國內河運的要衝,但雖著路運及空運取代了河運之後,充滿古建築的孟波斯迅速的殞落,逐漸埋藏在傳奇的大沼澤區中。正如同馬奎斯的《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中所描繪的馬康多(Macondo)一般,逐步地走向滅亡。我決定在這城鎮被強風颳走前造訪它,但這一點也不是個簡單的任務。

  嘗試要抵達孟波斯的過程非常的艱困,首先要先從卡塔赫納(Cartagena)出發,搭乘半天危險的快車到達馬干奎(Magangué),從這邊轉搭交通船穿越沼澤區到達與世隔絕的沼澤島嶼。從渡船口和當地人共乘計程車穿越路況極差的跨島公路,途中除了好幾次差點撞上不斷衝出的動物(包括雞、火雞、犬、豬、山羊、馬),還經歷了一次在無人之境爆胎並嘗試修護車輛的狀況。在這艱鉅的旅程中,我終於抵達了孟波斯這個絕對可以稱呼為「鬼鎮」的地方。然而這座鬼鎮完全不會讓我失望,這邊真的是個尋找過去鬼魂的好地方。偷偷看著民宅內的祖先照片,往往望著出神,開始想像他們是怎樣穿越沼澤來到這個遺世獨立的地方,將這邊開墾成西班牙式的殖民城鎮。孟波斯依靠著馬格達萊納河(Río Magdalena),這個熱帶叢林的河流不停地以快速的水流將無限的植物及浮萍往下遊沖刷,跟孟波斯本身凝固的時間感形成了強烈落差。馬奎斯的小說《迷宮中的將軍》(El General en su Laberinto,1989)中所描繪的美洲獨立英雄波利瓦爾(Simón Bolívar)就是在穿越叢林大河,補抓鱷魚果腹之後,終於抵達了這座城市。

西班牙殖民藝術的瑰寶,圖為位於哥倫比亞波哥大的聖克拉拉教堂博物館(Museo Iglesia Santa Clara)
厄瓜多昆卡的宗教藝術展現出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在主祭壇上,真人等身大的仿真聖像被放置在仿如劇場般的壁畫前

摩爾式陽台成為了利馬的建築特色

  來自西班牙的殖民者、開拓者、及其後裔,伴隨著大量美洲原住民及非洲奴隸的勞力,在狹長的安地斯山脈上建造出了風格殊異的各色城市。他們把哥倫比亞的波帕揚(Popayán)、厄瓜多的基多(Quito)、昆卡(Cuenca)建造成一系列的「白色城市」。他們轉化了伊比利半島穆斯林的建築特色,成為了祕魯利馬(Lima)獨有的「摩爾式」陽台(Moorish balcony)。但最令人驚嘆的則是位於秘魯阿雷基帕(Arequipa)的聖卡塔利納修女院(Monasterio de Santa Catalina,1580-17世紀),這座修女院是座名符其實的「城中城」。中上階級人家的女兒被送到這座獨立且封閉的小城市中修練成為修女之路。在這座修女院除了空間上構成了都市的結構之外,每一條「小巷」都用西班牙的都市名稱來命名。

聖卡塔利納修女院其實是一座微型的都市空間

著名的印加遺跡:馬丘比丘

  在南美洲的旅程即將告一段落時,我意識到這趟西班牙殖民帝國之旅尚未如此輕易的結束。如果我要看清楚西班牙殖民世界的全貌,我必須要回到亞洲,重新去探索呂宋島、甚至是台灣島。呂宋島是個距離台灣僅僅只有2小時航空時程的地方(假如說我們可以從恆春出發前往呂宋島的北岸,那絕對是1小時不到的航程),但是從美洲的角度,菲律賓的位置實在是遠的不可思議。在西班牙殖民時代,由於印度洋海路的封鎖,西班牙人必須要從美洲直接穿越太平洋來到菲律賓。這趟旅程在僅有大帆船作為跨洲交通工具的時代,由於抵達時死亡率常常會達到3分之1而被稱為「死亡船班」。也因此,於美洲大路繁盛的克里奧文化不可能在菲律賓群島萌芽,有辦法居住於菲律賓的西裔人口少之又少。為了填補這個統治的空缺,西班牙人決定破天荒的讓麥士蒂索人(Mestizos)站在西班牙殖民社會的統治階級。這些麥士蒂索人除了是當地原住民和西班牙人的混血之外,西班牙人甚至也接受原住民和華人的混血後代成為麥士蒂索人。這些人被訓練成使用歐洲人的方式在濕熱的熱帶亞洲生活,甚至開始將西班牙語做為日常的母語。

馬尼拉王城區內的聖奧斯定堂讓人忘記自己身處在亞洲


  菲律賓在經歷了美國的殖民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摧殘之後,剩下來的西班牙殖民文化所剩無幾。這些麥士蒂索精英階級開始以英語取代西語,做為日常生活語言。而殖民核心馬尼拉城內的王城區(Intramuros)則是在二戰的焦土戰略中,將整片文明塊寶都焚去,僅剩下留有璀璨壁畫的聖奧斯定堂(San Agustin Church,1607)依舊聳立在原地。如果對追尋西班牙殖民的痕跡還有那麼一絲興趣了話,應該要前往呂宋島的北部,探訪擁有「菲律賓式巴洛克風格」的抱威教堂(Paoay Church,1710)以及維干古城。隨著距離的拉長,位於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遺跡也更顯得脫離了西班牙本土以及美洲的形式,甚至是發展出了亞洲獨有的「歐式建築」。以抱威教堂為例,龐大的飛扶壁群讓整棟石造建築看起來不像是歐洲教堂建築,反而比較像是亞洲的古代遺跡。而內部則反而用木構造來做為柱身和屋頂的結構,就這點來說也是和歐洲的全石造教堂建築南轅北轍。

抱威教堂異常巨大的飛扶壁結構,成為了菲律賓教堂建築獨有的特色

菲律賓的維干是離台灣最近、且保留完整的西班牙殖民城鎮


  當我在維干的古宅內過夜時,不盡開始思索西班牙人是真的沒有在台灣留下痕跡,還是僅存的蛛絲馬跡都被我們給遺忘了?回到台灣之後,我決定動身前往這個龐大旅程的終點:北台灣的西班牙殖民遺產。西班牙在台灣留下最顯眼的建築就是位於淡水的紅毛城,紅毛城的古名為聖多明哥堡(Fuerte Santo Domingo)。1628年時,西班牙在淡水築起了這個堡壘,然而今天看到的主建築體,是在荷西戰爭之後,由荷蘭人重新建造的。也有不少說法表示現今三貂角這個地名,是來自於西班牙人所命名的聖地牙哥(San Diego)。然而在短暫造訪了這兩個地點,並且路過了西班牙人深感興趣的大屯山系硫磺礦區之後,我抱著期待的心情從「聖地牙哥」駕車前往舊名聖三位一體城(Santissima Trinidad)的基隆和平島。和平島不但是西班牙人登陸之地,更是西班牙人開始建城、發展聚落之地。當時在島上建有聖薩爾瓦多城(Fuerte San Salvador),然而這些描述都是僅止於文獻的記載。但是在我回到台灣之後,事情有了變化,一支來自西班牙的考古研究團隊似乎在和平島上挖掘出聖薩爾瓦多城的遺跡。

基隆和平島也曾經是西班牙人築聖薩爾瓦多城之地


  我熱切的在島上尋找挖掘地點,然而卻因為資訊不足,沒有找到。因此決定前往和平島公園。當我在公園中望著奇岩怪石以及海濤對岸的基隆嶼時,發現到和平島的地形讓我想到在哥倫比亞卡塔赫納或是墨西哥的坎佩切(Campeche)會有的要塞地形。也因此,即便沒有親眼看到要塞遺跡,但是這個地貌的熟悉感,已經說服我西班牙人曾經來過此處。望著眼前的海浪並聽著遊客的嬉戲聲,我開始細數這段像是夢境般的旅程:高原上的城堡、地中海旁的造船廠、藏身在古城內的大清真寺、荒廢的古文明神廟、加勒比海的堡壘和港口、沼澤深處的小鎮、高山上的冷酷殖民首都、熱帶島嶼上的大教堂和眼前的和平島,串成了一個難以置信的超現實夢境。然而這個龐大的夢境確是16到18世紀間,發生在地球上的真實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