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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6日 星期五

【已發表】重探東亞:台灣在「東亞」的位置,以及「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及「亞洲巡弋」

Writer's note: 本文已發表於2014年01月份之《Artitude藝外》(52期、頁68-70)。綜合當時兩個和東亞相關的重要展覽,順道藉此釐清台灣在「東亞脈絡」下的可能佈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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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東亞:台灣在「東亞」的位置,以及「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及「亞洲巡弋」

文/高森信男

「東亞」在何處?

  現今國際間在討論「東亞藝術」這個名詞時,其想像不外乎是以「日本」、「韓國」、「中國」三地作為地域想像的核心;但在這個簡略之後的日、韓、中三地地域概念之中,其實操作著更精巧的疆界系統。舉例來說,北韓就直接被這個以新自由主義為共通政經文化基礎的地域疆界系統排除在外。除此之外,民族主義的想像也在「東亞」地域內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這裡所稱的「日本」是排除琉球、愛奴和島內韓裔、台裔、華裔之後,具備單一民族想像的「日本」。而「中國」一詞則是在籠統模糊的「華人想像」(雖然事實上往往僅由北京、上海、廣東等發達地區來實際取代散佈全球的「華人藝術家」)和政治上的「兩岸四地想像」之間跳躍;在這種單元語境宰制的情境下,從拉薩、烏魯木齊,到丹東朝鮮族的藝術創作者們,很難期待自己的聲音和「異族」文化有多少可以發聲的空間。

「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於「絕對空間」的展出情況,圖為南韓藝術家尹洙竫(Yoon,Soo-Jung)的作品。(高森信男攝影)


  日、韓、中三地在當代藝術上的競合,以及藝術計畫上的策略性結盟已經成為了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情。事實上,「東亞」亦是最早於文化上討論亞洲主體意識或「亞洲性」的地區。若是簡單的探究「東亞」的源起,即可發現,日、韓、中三地雖在歷史上曾遭受到歐美殖民勢力的威脅;但除了戰後日本的美軍佔領時期之外,日、韓、中三地實際上從未被歐美的政治/文化勢力遭受直接的全面占領和殖民;頂多是在日、韓、中三地內部,自己殖民自己。這種歷史處境造成日、韓、中三地並未如同南亞或東南亞一般,將文化結盟的想像,建構在後殖或解殖的鬥爭道途之中。說穿了,「東亞性」(在此作為『亞洲性』)其實就是建構在「中華文化圈」這個融合儒教、漢字、漢學的傳統文化圈之上。「亞洲性」的起源,其實正是來自於前現代「天下」觀念對抗「西戎南蠻」 【註1】文化鬥爭的延續。

  在現代歷史中,日、韓、中三地飽受民族主義傳入及普及應用後,所造成的矛盾和衝突。日本在二戰結束之前透過「東亞」一詞,企圖取代「現代中國」獨佔「中華文化圈」宗主的局面;但因為事涉殖民侵略,在戰後卻又羞於使用「東亞」一詞。日、韓、中三地推崇「亞洲性」的藝術工作者,不免都會提到「中華文化」是三地在進行文化交流和對話前的共同基礎;在許多論述中,多少都會提及這種同源的關係更確立了「東亞」地區的交流有其必要性(越南這同受「中華文化」影響至深的區域,或是東南亞華人族群,在這些敘述中往往會被直接忽略)。然而礙於「中華文化」一詞在20世紀總是被政治上的「中國」(不論是民國還是『新中國』)所綁架(事實上這個名詞也是被中國民族主義者發明創造出來的),「中國」的「綁架」,讓儒教、漢字和漢學文化成為了「政治中國」的專利。為了消解這個矛盾,並且去處理儒教、漢字、漢學文化是國際文化的現實,「亞洲」成為了不得不使用的名詞。「亞洲」作為日、韓、中三地所共同主催的巨型看板,其實是逃避現代歷史和民族主義矛盾後的妥協結果。

台灣在「東亞」的何處?

「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於「政大書城」的展出情況。(高森信男攝影)


  在面對「東亞」時,「台灣」其實是處在相對邊陲、且無能為力的狀態。但是「東亞」交流又剛好是除了「兩岸交流」之外,台灣不得不去面對的宿命:台灣所接受的「歐洲性」,是以日本作為媒介所折射進島內的【註2】;這種潛在、間接、甚至是淺薄的狀態,讓台灣和歐美文化間的結盟關係有其執行上的困難度。台灣在回頭面對「亞洲」時,亦發現對西亞、中亞和南亞的知識/經驗缺乏更勝歐美;對緊鄰的東南亞文化圈則毫無任何的認同感。在這種自我邊陲化的狀態中,「中華」和「東亞」成為了碩果僅存的慾望出口。

  在日治時期,台灣很自然的以殖民地的身分被併入日本所建構出來的「亞洲想像」之中。在二戰結束之後,台灣經歷了劇烈的斷裂;一方面,中華民國體制及其文化在短時間內被橫移到了台灣島;另外一方面,台灣島在冷戰結構中扮演了「自由中國」的角色。於是,「自由中國」所產出的「現代中國」藝術品,就在美國所建構出來的冷戰系統中優游。1960年代,從東京、漢城(今首爾)、馬尼拉到曼谷,都看得到「中華民國藝術家」的蹤跡。隨著1979年「中美斷交」(亦是中美建交)發生之後,「中」字理所當然的被北京所奪取;至此之後,在不願回顧殖民歷史的日本、不願承認台灣主體性的北京和彷彿沒有意識到台灣存在的南韓三地之間,台灣現、當代藝術和台灣文化發展成為了一個三不管地帶。

  正如前段所述,台灣和「東亞」地區的交流是台灣在「國際」交流上的少數出口。但是實際上,台灣在「東亞」藝術版圖中仍屬邊陲的位置。官方藝術機構的交流是政治經濟戰略的延伸,也因此,在1990年代之後,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戰略位置的大幅提升,以台灣島作為對象的文化交流似乎就沒有太多的戰略價值。然而,官方藝術機構也常常是各國文化界的風向球,官方藝術機構的動向也會直接的影響到民間藝術機構、民間工作者的資訊取得,以及學界的補助資源等面向,進而影響到民間對交流對象的選擇和意願。1990年代的台灣並沒有太多的政治空間得以參與日、韓、中三地的藝術交流事務:雖然在二戰結束後,台日雙方在民間的交流依舊興盛,但是隨著留日美術家世代的凋零,除了包括舞踏在內的少數幾個出口,台灣並未趕上日本藝術於戰後的前衛運動風潮;此外,直至1990年代,因為外交因素,日本政府依舊不允許公立美術館直接購買台灣藝術家的作品。1992年台韓斷交之後,台韓交惡多年,在連航線都中斷的情況下,更晃論官方層級的文化交流。1990年代,兩岸交流也不如今日熱絡,兩岸間自然也較難有任何具體的藝術計畫出現。由此可見,台灣「重新」進入「東亞」地區的當代藝術交流,幾乎是21世紀之後的事情;即便如此,除了中國對台灣的文化政治策略有其不可忽視的特殊目的之外,日、韓兩地對台的文化交流依舊是處在官冷民熱的狀態。

「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及「亞洲巡弋」

  要扭轉台灣在東亞藝術交流圈的邊陲位置,要期待官方層級的互動是有其政治上的困難度的;也因此,民間的獨立單位或校園往往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2013年後半年,由台南「齁空間」及首爾「O'NewWall」(藝術空間)所主辦的「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以及由北藝大關渡美術館所主辦的「亞洲巡弋」,各自達成了不同的成就,並透過不同的方法學來重新定義台灣於「東亞」的文化/藝術位置。

「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於「政大書城」的展出情況,圖為台灣藝術家陳伯義的作品。(高森信男攝影)

  由南韓策展人徐準皓(Junho Seo)、台灣策展人吳尚霖及楊佳璇所共同策畫的「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於2013年10月12日至11月17日間在台南市市區的「齁空間」、「海馬迴光畫廊」、「絕對空間」等藝術空間,以及「政大書城」、「大圓機械廠」等替代空間展出。「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一案顯示出了台南這個都會場域,在尚無大型的藝術展覽機構之前,就可以先透過各類小型空間的串聯,來發展出一個具有規模的展覽平台;該計畫亦同時證明,透過民間的串聯和協力合作,亦能生產出同時兼具規模和國際性的大型展覽。但是回到東亞的議題來說,「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則是選擇了台、日、韓三地於戰後共有的加工出口業及工、商業成長經驗,來做為台、日、韓三地藝術家共同探索的主題和溝通的平台。這種以經濟和產業發展經驗,和其所伴隨的俗民文化作為對話的基礎,不失為一精巧的手法;該計畫藉此跳過了台、日、韓三地戰後藝術史交流上的斷層。

「亞洲巡弋」一景,圖為日本策展人金島隆弘所策畫的「物體事件」子題展中,藝術家莊普的作品。(©北藝大關渡美術館)

  相比發生於台南的「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其「獨立」和「替代」的性格,由北藝大關渡美術館所主辦的「亞洲巡弋」則是在展覽上延續美術館展示的形式,但是在本質上和過去的國際交流展覽有很大的差異;該展覽同時提出了一個很有效的策略來翻轉台灣的戰略邊陲位置。2013年10月4日至12月15日,於關美館展出的「亞洲巡弋」,邀請了台灣策展人張晴文、中國策展人王曉松、日本策展人金島隆弘(Takahiro Kaneshima)以及南韓策展人金善姬(Kim Sun-Hee)等四人,各自策畫了四個不同的子題展覽;並同時邀請了來自四地的四位學者來進行一場討論亞洲藝術的論壇。然而來自台、日、韓、中四地的策展人並非各自邀請策畫來自自身地域的藝術家;反之,四位策展人都必須要根據各自的藝術策略和思考邏輯,來策畫邀請台灣藝術家。因此,雖然展覽現場清一色的僅展出台灣藝術家,但是四個子題展覽卻展出了各異其趣的內容,表現出了四種截然不同的藝術/美學選擇。這樣的策略翻轉了台灣的文化生產位置,讓台灣當代藝術從被排拒在外的單元語境主體,轉化為邀請共同建構的多元敘述主體;刺激台灣藝術工作者對自身主體性的探索、思考和建構,也迫使參與該計畫的外國工作者,面對、學習、了解和詮釋台灣的當代藝術風景。

台灣能為「東亞」注入的能量

藝術家蘇育賢於「亞洲巡弋」展出的作品《鳳珠》。(©北藝大關渡美術館)

  民族主義在「東亞」地區依舊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相比之下,台灣比其日、韓、中,雖然因為缺乏強烈的民族主義而使自身的主體性處於相對模糊和匱乏的狀態;但也因為這種主體性的缺乏,導致台灣的藝術工作者必須要透過對自身社會現實的探索來重新建構一種新興的多元主體性。也因此,台灣比起日、韓、中三地,具備更多的開放性格;民間所發起的藝術計畫,其彈性和主動性,也有目共睹。台灣藝術工作者在未來,勢必將有利於「東亞」地區的藝術圈破除各自的國族疆界,提倡一種重視地域差異和多元建構的亞洲未來藝術。


【註1】「南蠻」指16世紀起,日本人對自南往北渡來的歐洲人的貶稱。
【註2】「1934年,潛在歐洲與間接歐洲」,《今藝術》247期,龔卓軍。

2014年12月12日 星期五

【已發表】假如世界改變了?從威尼斯雙年展新加坡國家館到新加坡雙年展的大策略

Writer's note: 本文已發表於2013年12月份之《藝術家雜誌》(463期、頁286-289)。算是綜合筆者兩年來對新加坡於威尼斯雙年展國家館至新加坡雙年展的策略理解,希望對讀者了解新加坡的當代藝術策略能多少有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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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世界改變了?
從威尼斯雙年展新加坡國家館到新加坡雙年展的大策略

文/高森信男

星國的菁英式文化機構和政策,似乎還跟星國的本土獨立單位有許多觀念上的鴻溝;圖為位於烏敏島(Pulau Ubin)、由民間單位所管理的藝術村(林正尉攝影)


缺席作為事件:新加坡與威尼斯雙年展

  2012年8月28日,遠在台灣島內開始針對2013年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參展藝術家而引發諸多爭議之前,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National Arts Council、NAC)就已對國內外媒體發佈將不參加2013年第55屆威尼斯雙年展的訊息。新加坡的國家館自2001年開始,於威尼斯雙年展開張,至2011年為止,共舉辦過6屆。新加坡藝術家和台灣藝術家同樣在國際舞台上較缺乏被關注的空間(台灣其實比新加坡還要早上三屆就開始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但是從客觀的成果論來說,新加坡館在這10多年間所累積的能量,和推銷新加坡藝術家的成果,是台灣館所不能企及的;這之間的差異已經不能僅用台灣館受到「政治打壓」來粗糙解釋。

  2009年,代表新加坡館於威尼斯雙年展展出的藝術家黃漢明(Ming WONG)獲得了當屆評審團特別獎的殊榮,這不僅是星國首次於威尼斯雙年展獲獎;對於較難於威尼斯雙年展中獲得關注的亞洲藝術家來說,亦是服下了一針強心劑。2011年,新加坡館的代表藝術家何子彥(HO Tzu Nyen),其作品《不知情的雲朵》(The Cloud of Unknowing)雖未於該屆威尼斯雙年展獲獎,但卻獲得了許多媒體的關注和肯定,讓新加坡館成為了該屆威尼斯雙年展的重點討論展館之一;並讓何子彥的作品隨即獲選進入隔年的日舞影展。

  雖著新加坡館在威尼斯雙年展逐年的取得了優秀的成果,新加坡館已經開始扮演著將新加坡藝術家引介入歐洲「主流」藝術圈的角色;也因此,星國藝術圈人士對於每屆新加坡館的選拔和規劃都十分看重和關注。所以,當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宣布退出2013年的威尼斯雙年展時,一度舉國譁然;不少藝術工作者亦表達出錯愕或「痛心」的情緒,其反彈的程度可能不下2013年威尼斯雙年展的台灣館爭議。只是在一言堂的星國,政府的政策和律令凌駕一切意志,藝術工作者不爽歸不爽,還是沒有因此而引發進一步的反抗行動或對話。

  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並未對退出威尼斯雙年展一事進行正面的回應,和提出相關的理由說明。在公開聲明稿中,國家藝術理事會僅表示需要針對新加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進行重新的評估和考量,並依此決定是否要繼續參加2015年的威尼斯雙年展。因此,媒體和民間開始針對退出的理由有各種的猜測和考量;有一說法認為在威尼斯雙年展要維持一個國家館的存續,需要投入大筆不合理的金錢,該筆金費若是挪用國內藝術發展,將有更大助益;更為廣泛被接受的說法則是新加坡文化當局,希望把投注在威尼斯雙年展的資源和注意力,轉回投注在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然而這兩個說法是否可成立都有待商榷;對於新加坡政府而言,其可統轄的文化預算要同時投注於兩者應不是問題。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所考量的應不是資金、資源調度上的問題,其所企求的反而是「缺席」的動作在國際藝術政治中所可以引起的效應。

  其實這並不是新加坡館第一次的「缺席」,2005年威尼斯雙年展新加坡館代表藝術家林戴春(Tzay Chuen LIM)的作品,透過不被允許運抵威尼斯的新加坡地標「魚尾獅」和空蕩的展場,傳達出強烈的「缺席」意象,該作就曾因此獲得了當屆媒體的討論。然而,此次新加坡國家館的缺席,已經不僅是藝術事件,更是一種政治性的聲明。威尼斯雙年展作為國際當代藝術的聖殿,累積至2013年,已經有來自全球近90多國的「國家館」參與;許多開發中國家為了擠進這場盛宴,和「列強」同台展出,往往必須為了籌措參展資金而四處奔走;而參展資金中,又有不少費用在威尼斯市政府、場租、掮客、不合理的工資等條件下被層層剝削;這套剝削體制可以成立的基礎完全來自於威尼斯雙年展自身的品牌權威性。因此,當一個擁有經濟實力的亞洲小國宣布要退出威尼斯雙年展時,其所引起的震撼和討論,遠超過單一國家館透過展覽所具有的影響力。

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營造了一個友善的交流平台,讓東南亞、乃至亞洲各地的藝術工作者在此互相交流和創造新的機會(林正尉攝影)


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亞洲的威尼斯

  新加坡宣布退出威尼斯雙年展一事,對於亞洲內部、尤其是東南亞地區造成了極大的影響。隨著近一波的經濟起飛,東南亞各國已經逐漸在討論是否應於威尼斯雙年展增設國家館的問題;目前東南亞僅有新加坡、泰國及印尼三國有設立國家館的傳統;如今設館傳統最久遠的新加坡,在宣佈退展之後,對東南亞各國內部針對是否增設國家館的辯論,引爆了新的想像空間。

  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相關資訊的公佈,幾乎造成了和新加坡退出威尼斯雙年展同等震撼的效應。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擺出了對歐美「主流藝術」更加「不屑」的姿態,表示該屆雙年展將以東南亞當代藝術作為展覽的主體,並邀請包括新加坡美術館(Singapore Art Museum、SAM)策展組在內,及來自東南亞各地的策展人,共27人所組成的策展團隊來擔任該次雙年展的策畫。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的消息一公佈,果然立刻引起亞洲藝術圈各界的廣泛討論,並很自然的將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和新加坡退出威尼斯雙年展的決策進行某種層度上的聯結。

  綜合來說,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的成果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一年前,似乎並不被看好。雖然亞洲藝術各界頗為肯定星國朝向區域性雙年展的努力;但是多數專業人士卻對由27位策展人所組成的策展陣容感到頗為吃驚,不少人認為這是策展策略上的笑話;甚至連參與其中的策展人也對此舉深感了無信心。兩位不願具名的參展策展人就曾和筆者透露:「開會時間根本不夠進行深入的討論,往往每位策展人講一兩句話,輪一圈之後,開會時間就用完了。」2012年,光州雙年展採用六位亞洲女性策展人來共同規劃,卻引發了大量的惡評;在此之後,新加坡雙年展的配置方式似乎並不受到期待。但實際的展出效果卻消除了不少的疑慮;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來自於本屆新加坡雙年展依靠新加坡美術館作為成功的調控者,有效且靈巧的讓來自不同策展人所推薦的作品,可以妥善適切的以多元的方式呈現於不同的展區。從現場的實際展出狀況,可以推知新加坡美術館在背後扮演了積極的協調者。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似乎對未來的策展方法提出了一個新的可能性:它首先拒絕了單一策展人所造成的單一語境,但是又可以透過特殊的協調機制來避免複數策展人的展覽成為眾聲喧嘩的場景;比起2012年光州雙年展想要透過「亞洲」、「複數」和「女性」來觸及陰性的策展手法,該屆的新加坡雙年展似乎要來得成功許多。

  對於新加坡美術館而言,其感興趣之處,其實並非實驗性的策展手法;而是在於如何透過這27位策展人,來取得和東南亞各地域的直接聯繫。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首先鎖定以東南亞地區為主的當代藝術,來做為被展示的主體,但同時也拒絕以「國家」作為單位;因此新加坡美術館並非以單一策展人來代表「國家」,而是考慮到各國有不同的藝術圈分散在不同的地理地域;新加坡美術館於是依此標準來選取策展人:該屆雙年展甚至選擇了四位菲律賓策展人,分別代表菲律賓不同地域的藝術圈。透過這個方法,新加坡美術館直接觸及東南亞各個區域的藝術圈;來自各區域的策展人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除了介紹各區域的藝術圈和藝術家給新加坡美術館認識之外(同時擴增了新加坡美術館的研究素材和文獻資料);參展的策展人更需要在展覽籌備的過程中,安排密集的參訪,讓新加坡美術館的策展組可以直接到藝術家的工作室中進行參訪,並取得和藝術家的直接聯繫。新加坡美術館僅透過了一場單一的雙年展,就擷取了整個東南亞區域的當代藝術資訊,實在是場划算的交易。

  新加坡本地藝術家不論喜歡這場雙年展與否,今年的新加坡雙年展都成功的創造了一種氣氛,讓東南亞、乃至亞洲各地的策展人、藝術家、藝術團體朝新加坡聚集。新加坡在雙年展期間,成為了一個見面、交換資訊、和結交新朋友的平台。新加坡的獨立團體和空間,也趁著新加坡雙年展的開幕期,舉辦了許多的展覽和講座;不少雙年展參展藝術家或策展人,也趁著這機會在獨立空間和民間單位間「趕場」。對於把新加坡打造成亞洲藝術資訊的交換/流中心來說,新加坡文化機構所採用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只是這個成功又回到了無法滿足星國本土藝術圈的討論之中,即便新加坡文化機構把主戰場從歐美拉回到東南亞區域;星國藝術機構的精英氣質似乎讓雙年展一直忽略和民間單位的內部交流。

星國的獨立藝術機構「Independent Archive」(林正尉攝影)


  從其他的角度來進行批判,也可以發現該屆新加坡雙年展所定義的「東南亞」,是以政治上的東協作為疆界來進行劃分的工作;文化政策參與了星國想要雄霸東南亞的政經佈局,文化政策的政治企圖似乎大於了對於「東南亞」地域的文化討論。但筆者也同時憂心台灣各界似乎並不太關心新加坡退出威尼斯雙年展,乃至新加坡雙年展的發展狀況;該二事件已為亞洲當代藝術的發展造成了一個重大的轉向:除了東南亞當代藝術開始成為舞台上的主角之外,該屆新加坡雙年展罕見的沒有中國藝術家參展,也頗有策略上的宣示意味。在這個階段,台灣似乎有必要開始正視在新加坡所發生的一切;但筆者也不鼓勵台灣各界因此而開始以星國的菁英式文化機構作為楷模。畢竟和星國相比,台灣雖然長期缺乏有效的國際藝術謀略和具有策略制定能力的文化機構;但是台灣社會朝向多元、包容和開放的能力,及其發展,卻遠是星國所不能企及的,或許這才是友善藝術長遠發展所真正需要的培養皿。

  2013年3月,新加坡文化部長於國會表示,新加坡將於2015年重回威尼斯雙年展,重新設立新加坡國家館。回應今年新加坡雙年展的標題:「假如世界改變了?」(If the World Changed)世界真的改變了嗎?還是這僅是一場精心謀略的好戲,用來演出改變的幻象?

【已發表】內部的亞洲

Writer's note: 本文為2013年10月4日至12月15日間於北藝大關渡美術館展出的「亞洲巡弋」(Asia Cruise)其所屬論壇所發表的文章。而全文中英版本亦於該展覽畫冊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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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的亞洲
Internal Asia

高森信男
Nobuo TAKAMORI

  亞洲當代藝術的網絡建構及機構、藝術家間的互訪、展演等交流形式,在近年來已經成為了一門顯學。但如果我們稍一不慎,我們就很容易讓民族主義所建構出來的疆界,壓抑了亞洲當代藝術交流所能釋放出的可能性。民族主義是遲至19世紀末才逐步的滲透進入亞洲的思想體系之中;透過了民族主義,許多疆域龐大、民族繁多的地區(譬如說印度、中國、印尼等地)被整合成同一個想像出的實體,但是實體內部的複雜性並未因為民族國家的成立而被消弭。當我們使用「國際」交流這個語彙時,我們其實是將交流架構在這個想像的結構之上;當我們用「國」與「國」的角度來思考亞洲不同地區間的藝術交流時,我們同時也在消弭「國家」內部的複雜性和多元性,甚至忽略了亞洲各民族和代表其主體性的文化、社會結構,早已突破了國家疆界的限制,進行互相的滲透。不但對於當代亞洲來說,國族疆界顯得無用和無趣,甚至也可以說,疆界從未存在,疆界只有在將交流活動機構化及學術化時,才會顯現。

  台灣本身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社會實體就是一種反疆界的實驗:不被國際普遍承認的「國家」地位、尚在建構中的國族認同以及日趨複雜的多元族群社會;以上這些狀態的敘述,都讓台灣成為一個「非國家」、「準國家」、甚至是「反國家」的「國家」。台灣因此可以自由的跳躍切換,在某些敘述脈絡下,以「地區」的概念、或是某種社群的概念成為可被交流的實體;在某些敘述脈絡下,又可一躍而成「國家」,以令人困惑的實體概念和「他國」進行交流。和多數亞洲「國家」不同之處,對於台灣藝術家而言,「台灣」這個符號本身作為一個實體,是備受質疑的。因為縱使台灣具備所有國家組織應有的條件之外(除了不被「他國」承認),台灣作為一個主體,依舊是島嶼上的每一份子,仍在持續建構中的概念。

  依據當今亞洲的政經氣氛來說,亞洲各國間的當代藝術交流,尤其是在政府組織間、或大型機構間所推動的交流,都可以看到不少區域文化戰略的企圖,隱隱約約的躲在光鮮亮麗的美術館展示或補助款之後。在這種情況之下,缺乏戰略價值、甚至並非是「國家」的台灣,往往不會被置入跨國的亞洲當代藝術網絡之中;加上台灣內部對外的封閉性,導致台灣藝術工作者往往無法即時的了解亞洲當代藝術網絡中的事件、乃至於能進入該網絡之中來共同建構這個新興的「文化共通體」。然而這種隔絕於外的孤立狀態,再加上對內部主體建構的方向也尚未達成定論;這兩個外部和內部的現實條件,迫使台灣藝術工作者在面對「亞洲」這個大議題時,往往會從探索台灣「內部的亞洲」開始。

李若玫作品《いしがきじま石垣島》截圖:石垣島的「台灣人」。©李若玫提供。


  2009年,台灣藝術家李若玫(LEE Jo-Mei)的個展《いしがきじま石垣島》(Ishigaki Jima),就揭露了台灣歷史中某段被掩埋的角落。對李若玫而言,位於琉球的石垣島並不是單純的異國,該作品也並非用來討論異文化的交換;對藝術家來說,這僅是家族歷史的再現,述說的是台灣人在琉球群島的開拓史;李若玫循著祖父的記憶,在琉球找到了一群能說閩南語的老人家。關於台灣移民怎樣在琉球落腳,並且在戰後成為「日本人」,參考松田良孝(Yoshitaka MATSUDA)的《八重山的臺灣人》(八重山の台湾人,Taiwanese in Yaeyama Islands)可以獲得許多的資訊。從台灣邁入解嚴時代開始,日本殖民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日本化的台灣」逐漸被重新的挖掘出來。這對「華人世界」來說,令人感到不安的事實,彷彿鬼魅一般的棲身在台灣文化的各個層面之中。透過日本藝術家下道基行(Motoyuki SHITAMICHI),其作品《torii》中所拍攝的鳥居,我們彷彿看到了一個被隱藏起來的「日本」,靜靜在台灣的巷弄或山野中繼續等待著時間的流逝。

下道基行在2012年的「光州雙年展」展出《torii》一作時,附上了拍攝到「海外」鳥居地點的地圖。©高森信男拍攝。


  如果說,尋找台灣內部的日本,或是日本內部的台灣,是有如尋找一群八重山(Yaeyama Islands)的老人或是鄉野中的鳥居遺跡一般,是在尋找一群「遺民」(survivors);那面對台灣內部的東南亞,以及東南亞眼中的台灣,則是直接衝撞「移民」(immigrants)為台灣所帶來的影響性。東南亞裔的移民已經對台灣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景觀造成很劇烈的改變,這些移民不僅是來台暫時性居留的移工,也有不少越裔和印尼裔的「新娘」已經取得了台灣公民身份;根據2006年台灣內政部的統計資料,當年台灣新生兒中有3~5%的比例來自越裔的母親;同年,一年度就有約一萬人次由越籍歸化為台籍;2012年,台灣的總統大選出現了史上第一個以越語拍攝的競選廣告;對於尚無普遍民主直選經驗的越南來說,是難以想像的事情;根據最新的估計,台灣到了2020年代,甫畢業、即將進入職場的年輕人,每4~5人,就有一人的媽媽是來自越南、印尼或是柬埔寨等地。

侯淑姿「望向彼方:亞洲新娘之歌–侯淑姿個展」2010年於高雄市立美術館的展出情形。©侯淑姿提供。


  面對這樣的劇變,台灣的藝術家遠在和東南亞的藝術圈進行實質上的交流之前,就已經開始記錄位於台灣內部的「東南亞」。台灣藝術家侯淑姿(Lulu Shur-tzy Hou)自2005年的個展開始,就展開了一系列名為《亞洲新娘之歌》(Song of Asian Foreign Brides in Taiwan)的創作計畫。該計畫以較長的時間,一一記錄在台越配的生活和故事;藝術家最後甚至回到這些新娘的故鄉,來加以對照和比較兩地生活的差異。也許是出於台灣對理解自身內部的東南亞,有其迫切上的需求,這些創作者在台灣藝術圈皆獲得了實質的認同。譬如說饒加恩(YAO Chia-En)的作品《REM Sleep》即獲得第十屆「台新藝術獎」(2011 Taishin Arts Awards);該作品邀請在台灣工作的東南亞裔移工,請他們重述他們曾經作過的夢;透過這些夢境,一個更完整、且更真實的世界,被這些心理結構所揭露。蘇育賢(Yu-Hsien SU)描述印尼裔船工的作品,則是進到2011年威尼斯雙年展的「台灣館」中展出。

於「四不像─兩岸四地藝術交流計畫」計劃中,展出的香港藝術家李俊峰〈流動酒吧大作戰〉,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張晴文提供。


  台灣和東南亞之間的當代藝術交流,在這兩年來獲得了顯著的成長。除了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關渡美術館」(Kuandu Museum of Fine Arts),其「關渡雙年展」(Kuandu Biennale)已經行之有年之外。民間藝術單位,諸如「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Open Contemporary Art Center)經營和泰國的當代藝術交流,以及「奧賽德工廠」(Outsiders Factory)經營和越南的交流,皆獲得了一定的成績。除了東南亞及日、韓之外,也無法忽視中國和台灣之間,錯縱複雜的關係:每當台灣要和中國進行交流,即便是藝術交流,台灣也必須要從「國家」的身份轉變為「地區」;而中國則搖身一變,成為了「大陸」(Mainland)。這種被迫對自我「國家」進行閹割的處境,大概是其他國家難以想像的;但也因為這樣的政治現實,讓台灣更可自由的在「國家」和「非國家」的位置間進行彈性的跳躍和轉換;並且根據不同的外在處境,發展出截然不同的策略和觀看方式。2012年的「四不像─兩岸四地藝術交流計畫」(It Takes Four Sorts– Cross-Strait-Four-Region Artistic Exchange Project)就提供了許多的可能性,讓不同的「地域」可以觀看彼此的差異性;這種各自描述、和各自互相觀看的過程反而質疑了「中國」作為一個實存文化主體的真實性。透過這計畫,我們也可以意識到,即便是在強制建構的政治疆界之內,疆界之內不同地域各自主體性間的差異和對話,這種「國內交流」(Internal-national exchange),所能產生的藝術能量和複雜的辯證結構,就已經超越了「國家」這個同質化的文化概念。

  其實以上這些針對國族疆界內部的異質化,以及文化、人民,因為歷史和政治經濟發展的因素而產生的互相滲透,並非只有台灣的藝術家和藝術團體樂於此道。舉例來說,南韓的藝術團體「mixrice」,關注南韓的移工和新移民已經超過十載;日本韓裔藝術家金仁淑(KIM Insook)則是透過攝影來關注日本韓裔的生命故事。這些例子都告訴了我們在進行亞洲各國間的交流時,我們必須要先拋棄以「國家」面對「國家」的「國際交流」概念,我們必須要更富有彈性、且更加有機地去看待亞洲各文化間的交融和滲透;並且同時意識到在國族疆界的內部,各自存在著許多龐大且多元的複雜結構。當交流從「國際交流」轉為「國內交流」(Internal-national exchange)時,並不代表跨越國家疆界間的交流就此中斷。相反的,僅是以「國家」為想像主體的交流將會被「國家」內部的社群、團體、族群、個人、地域所取代;這種交流權力更為廣泛分散,且更加貼近社會實境的藝術創作和藝術行動,正是塑造我所謂「內部的亞洲」的實踐基礎。而唯有透過對自身「內部的亞洲」進行更詳盡的探勘和挖掘,才能為未來的亞洲交流提供更多複雜和多元的文本和觀看方式,並且讓當代藝術間的「國際交流」能和當代文化的現實處境保持更為契合的狀態,藉此對亞洲大家族中的每個社群發揮更為廣泛的力量。



In recent years, the network construction of Asian contemporary art, the exchange visits between relevant institutions and artists, as well as associated exhibitions have become prominent subjects. However, nationalist boundaries would easily dismiss the possibilities created by Asian contemporary artistic exchange once we are slightly incautious of dealing with these subjects. It was not until the 19th century did nationalism pervade the Asian ideology. Through nationalism, each of the areas with vast territory and ethnic variety (e.g. India, China, and Indonesia) was arbitrarily integrated into an imaginary entity. Nevertheless,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states did not eliminate the internal complexity of these areas. When we use the term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we in fact construct the exchange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mentioned imaginary structure. When we contemplate the artistic exchange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of Asia from a “state”-to-“state” perspective, we simultaneously eliminate the internal complexity and plurality of a state. We even ignore the fact that Asian ethnic groups, along with their subjective cultur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have already crossed the boundaries of states and achieved mutual pervasion. For contemporary Asia, the boundaries between states seem to be worthless and vapid. We can also argue that those boundaries never existed. They appear only when the artistic exchange proceeds in an institutional and academic way.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social entity performs a kind of anti-boundary experiment: its “statehood” is not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the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the complexity of its multi-ethnic society is growing. These descriptions indicate that Taiwan is a “state” of “non-state,” “quasi-state” or even “anti-state.” Taiwan can therefore freely change its status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ual requirements. Within some contexts, Taiwan interacts with other entities as a “region” or a community. Within other contexts, it becomes a bewildering “state” and interacts with “other states.” Different from most Asian “states,” the symbol of “Taiwan” as an entity is highly questionable for Taiwanese artists, because it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ncept in the mind of every member on the island, even though Taiwan already has all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a state (except not being recognized by a great majority of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tmosphere, we can easily observe various cultural strategic attempts behind the contemporary artistic exchange among Asian states, particularly those among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r large-scale institutions. These attempts always wear the camouflage of splendid exhibitions or grants. Under this condition, Taiwan tends to be excluded from the transnational network of Asian contemporary art because it is short of strategic values and even not being recognized as a “state.” Besides, the poor receptivity of Taiwanese society to external events makes Taiwanese artists unable to immediately learn of the events unfolded in the transnational network of Asian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refore fail to enter this network and co-construct the rising “cultural community.” Such isolation, together with the ongoing domestic dispute over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ese subjectivity, always mak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sia in Taiwan” the starting point of Taiwanese artists when they deal with the critical issue of “Asia.” 

The Taiwanese artist Lee Jo-Mei’s solo exhibition “Ishigaki Jima” (2009) reveals a forgotten piece of Taiwanese history. For Lee, the island that belongs to Okinawa is not simply exotic, and the theme of this work is not cross-cultural exchange. Instead, the work is simply the representation of her family history, and it depicts the settlement process of Taiwanese on the Ryukyu Islands. Lee followed the guidance of her grandfather’s memory and found a group of elderly people who speak Taiwanese in Okinawa. Yoshitaka Matsuda’s book Taiwanese in Yaeyama Islands is a mine of information on how Taiwanese immigrants settled in Okinawa and became “Japanese” after the Pacific War. After Taiwan entered the post-Martial Law era, the Japanese colonial legacy, namely the Japanized Taiwan, has been gradually re-excavated. This re-excavation presents various disturbing facts to the “Chinese world,” and these facts haunt every aspect of Taiwanese culture. Through the work “Torii” created by the Japanese artist Motoyuki Shitamichi, we seem to identify various images of “Japan” hidden in the alleys or mountain and fields in Taiwan tranquilly watching the passing of time. 

The search for the Japan in Taiwan is to that for the tori ruins in the countryside what the search for the Taiwan in Japan is to that for the elderly on the Yaeyama Islands. They share the same goal of searching for a group of “survivors.” Different from this goal, dealing with the Southeast Asia in Taiwan and the Southeast Asian’s impression of Taiwan directly reveals the immigrants’ influence on Taiwan.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s have dramatically changed Taiwa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landscape. These immigrants include not only migrant workers who temporarily reside in Taiwan, but also many Vietnamese and Indonesian “brides” who have already obtained Taiwanese citizenship.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aiwan’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in 2006, the mothers of 3%-5% neonates are Vietnamese immigrants, and about ten thousands Vietnamese brides have been neutralized as Taiwanese that year. The first Vietnamese-narrated campaign advertisement appeared during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12. It was unimaginable for the Vietnamese in Vietnam, who had never experienced universal and direct (democratic) election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estimation, one in every four or five newly graduated young people about to enter the job market has a Vietnamese, Indonesian, or Cambodian mother by the 2020s. 

To deal with such a dramatic change, Taiwanese artists have started to document the “Southeast Asia” in Taiwan long before they conduct substantial exchange with the Southeast Asian art circle. Since her solo exhibition in 2005, the Taiwanese artist Lulu Shur-tzy Hou has initiated a project of series works entitled “Song of Asian Foreign Brides in Taiwan.” The project took a long period of time to document the life of Vietnamese brides in Taiwan. Hou even visited the hometowns of those Vietnamese brides in order to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in Taiwan and Vietnam. This kind of creators is commonly recognized by Taiwanese art circle probably because there is an urgent dema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Southeast Asia in Taiwan. For example, the work “REM Sleep” created by Yao Chia-En was conferred the 2011 Taishin Arts Awards. Yao asked several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to describe the dreams they have ever made, and then revealed a more complete and real world with the workers’ mental structures. Su Yu-Hsien was invited to present his work that depicts the life of Indonesian boatmen in Taiwan at the “Taiwan Pavilion” of the 2011 Venice Biennale. 

The frequency of contemporary artistic exchange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has been increased considerably in the past two years. In addition to the Kuandu Biennale that has been held for years by the Kuandu Museum of Fine Arts affiliated to th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on-governmental artistic units such as the “Open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and the “Outsiders Factory” also achieved great results in contemporary artistic exchange with Thailand and Vietnam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o Taiwan’s relationship with Southeast Asia, Japan, and South Korea, we cannot ignore the tangled and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Even in their artistic exchange, Taiwan has to change its status from a “state” to a “region,” while China becomes the “Mainland.” It might be quite difficult for other states to imagine such a situation that a “state” is forced to degrade its sovereignty. Nevertheless, such political reality enables Taiwan to flexibly switch its status between “state” and “non-state,” and develop different strategies and ways of observation according to its external circumstances. In 2012, “It Takes Four Sorts– Cross-Strait-Four-Region Artistic Exchange Project” created various possibilities that enable different “regions” to observ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e process of respective description and mutual observation questioned the reality of “China” as a substantial cultural subject. Through this project, we also realized that, even within the compulsorily established boundaries, the artistic power and the complex dialectical structures produced through the “domestic exchange” shaped by the differences and dialogues among the subjectivities of different regions within the boundaries have gone beyond the homogenized cultural concept of “state.” 

In fact, not only Taiwanese artists and artistic groups, but also many foreign artistic actors delight in addressing the above-mentioned heterogenizat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states as well as the mutual pervasion of cultures and people triggered by historical fac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For example, the South Korean artistic group “Mixrice” has paid attention to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in South Korea for over a decade; and the Korean Japanese artist Kim In-Sook focused on the life stories of Korean Japanese through photography. These examples suggest that we must first of all discard the concept of “state-to-state exchange” during the exchange among Asian states. We must treat the blending and pervasion of Asian cultures in a more flexible and more organic way. Meanwhile, we must be aware of the tremendous and plural complex structures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states. It does not imply the break-off of trans-boundary exchange whe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s transformed into “internal-national exchange.” Only the exchange based on the imaginary subject of “state” will be replaced by that among the internal communities, groups, ethnic groups, individuals, and regions of the “state.” The power of such kind of exchange spread much more widely, and makes artistic creation and action closer to social reality. This is exactly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 of what I term “the Asia in Asian States.” Only through a more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excavation of “the Asia in Asian States” can we provide the future Asian exchange with a wider diversity of complex texts and ways of observation, maintain a well-matched state of affairs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ultures, and thereby exert greater influence on every community in the big Asian family. 


2014年9月29日 星期一

【已發表】重新定位島嶼:向南望去的亞洲交流

Writer's note: 本文已發表於2013年5月份之《藝術家雜誌》(456期、頁214-219)的當期專題〈亞洲熱:亞際藝術再聚焦〉。該文內容針對當時東南亞、南亞當代藝術的發展概況及環境,作一個簡單的介紹;並提示台灣在該大環境中所處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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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位島嶼:向南望去的亞洲交流

文/高森信男

  2012年對台灣藝壇來說是拓展出新興可能性的一年。在21世紀的前十年,雖然對台灣與亞洲交流影響甚鉅的大型展覽,「亞洲藝術雙年展」和「關渡雙年展」已經各於2007年和2008年展開。但從獨立空間或團體的角度來看,2012年才展開了和「東亞」之外交流的熱潮:竹圍工作室2012年13位外籍駐村藝術家中,來自東南亞和南亞的藝術家就佔了8位;乒乓藝術工作站邀請菲律賓藝術家Dex Fernandez駐村並展覽;此外,中、大型的展覽和交流活動還包括了奧賽德工廠策劃的「南國.國南- 台越藝術家交流計畫」、「漫遊島城-亞洲當代攝影交流展」,以及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在長達半年、於泰國曼谷的駐紮計劃之後,舉辦的「理解的尺度:台泰當代藝術交流展」。除了東南亞之外,交流的選項中也開始出現西亞、中亞等可能性:策展人蔡家臻透過錄像藝術展「曖昧的存在」展開和以色列的交流計劃,立方計劃空間也於同一年度,也在層層的外交難關中,成功的邀請了吉爾吉斯藝術家Gulnara Kasmalieva和Muratbek Djumaliev來台進行交流。

藝術家陳伯義參與"漫遊島城:亞洲當代藝術交流展"(李依佩策展)的裝置作品,在該作品中,藝術家將來自亞洲不同國家的鋁罐飲料的外漆刮除/高森信男攝影
圖為在「理解的尺度:台泰當代藝術交流展」中展出的作品,藝術家張恩滿的錄像作品「競技場」。/張恩滿提供


南方的喧囂

  2013年2月,紐約的古根漢美術館展出了「無國別:南亞和東南亞當代藝術」(No Country: Contemporary Art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正式宣告南部亞洲新興國家的當代藝術進入了歐美當代藝術的「主流殿堂」。這檔由瑞銀集團(UBS)資金於背後贊助的系列展覽,還會接續著推出拉丁美洲當代藝術和中東北非當代藝術兩檔大展,似乎是在宣告著當代藝術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當代藝術唯歐美馬首是瞻的時代似乎已經要結束了。然而這波當代藝術版圖向全球新興國家移動的風潮,其實也僅是反映了在新自由主義結構下,全球資本市場快速移往開發中國家的結果。資金的轉移,在新興亞洲國家造成了新興的市場和新興的藏家。如果說,是市場機制造就了東南亞當代藝術的興起,一點都不是危言聳聽。尤其除了新加坡之外,東南亞各國普遍缺乏公立基金的藝術補助(甚至沒有),在這種情況下,私人藏家和企業贊助者的資金成為主要的來源。因此,在東南亞很多國家要去區分獨立空間或商業空間顯得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獨立空間可能實際上扮演著商業營利的角色,而商業空間卻反而有可能扮演當地實驗性當代藝術的重要推手。但總和來說,在整個東南亞和南亞,除了新加坡這個少數例外之外,主導當代藝術發展趨勢和走向的都是民間單位(不論是非營利或營利組織),而非諸如美術館或國立藝術基金會等公立單位。

孟加拉達卡的Britto Arts Trust位於某資訊賣場內,看似空間侷促,但孟加拉在威尼斯雙年展的第一屆國家館卻全靠此處支撐/攝影:高森信男


  在東南亞和南亞,甚至民間單位也要扛起在台灣相對由美術館扛起的工作:以孟加拉為例,在2011年威尼斯雙年展該國展出了史上第一屆孟加拉國家館,該館並非由政府單位主導,相反的,是由成立超過10年的民間獨立空間Britto Arts Trust所主導。在不少國家,體制內的教育制度中不會有當代藝術、甚至是現代藝術的教育,因此這些國家的民間機構也往往要扛起藝術教育的責任,除了向藝術學院的學生補足當代藝術的知識和習作之外,在越南和緬甸,民間機構或藝術家甚至必須肩負起兒童美術教育的工作,因為在體制內的小學教育,尤其是在偏鄉,美術教育(包括基本的繪畫、寫生)完全不存在於教育體制之中。民間單位取代政府和學校的工作,這個現象造就了東南亞、南亞地區當代藝術發展的彈性,也讓藝術的發展可以領先於文化官僚體制的完備,但另外一方面也標示了和該地區的交流,也只能透過民間單位來開啟契機。

在南部亞洲,藝術空間也往往必須要負擔起教育者的角色,圖中位於緬甸仰光New Zero藝術空間的圖書館,是緬甸全國唯一一座藝術圖書館。該空間也負擔起提供兒童美術教育的責任/攝影:高森信男
在南部亞洲的多數國家,藝術教育依舊趨於保守,許多藝術家是在離開學院之後,才開始接觸到「當代藝術」。圖為越南順化藝術大學的繪畫教室。/攝影:高森信男


  東南亞和南亞當代藝術開始被國際「看見」除了跨國資本移動的原因之外,也牽涉到這兩個地區向內和向外的國際聯繫能力。向內來說,由於現代/當代藝術在各國發展的脈絡和時間皆不長;加上不可否認的,當代藝術依舊仍是少數知識份子、文青和藏家才會感興趣的內容,因此東南亞和南亞各國或各大城市的當代藝術社群,可以說仍舊十分迷你。為了破除社群上發展的限制,在東南亞和南亞兩大區域內部,已經產生了內部相互聯結的默契。在這網絡系統中,透過網路社群的發達和廉價航空的普及,相互交換資訊、交換駐村藝術家和拜訪已經成為常態性的活動。除了跨國的商業畫廊可以見到之外,甚至發展出特殊的合作駐村聯盟模式:以東南亞的「三角駐村計劃」為例,區域外的藝術家申請之後,可於三個月的時間在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三地間輪流駐村;南亞也有類似的合作案例。另外,由於許多國家國內缺乏資金來源,甚至缺乏藏家。東南亞和南亞地區的藝術家普遍具有自行前往國外申請跨國資金的能力和經驗,透過這樣的管道,藝術家找到得以生存和維繫創作的資金,另外一方面也同時進入到國際的網絡系統中,被歐美日韓等地的機構或藏家「看到」。資金的缺乏使這些地區的單位養成「務實」的態度,迫使幾乎所有的藝術工作者必須認真思考資金的取得方式,有些東南亞的獨立空間甚至開班授課,教導當地創作者如何申請到國際資金的贊助。

獵人、傳教士、改革者

  跨國文化基金的流竄在東南亞和南亞已經不是新鮮事,甚至不少是外國政府的公立基金。舉例來說,「南國.國南-台越藝術家交流計畫」有一大部分的預算來自於丹麥公立文化基金的投資(獎勵越南文化藝術發展)。外國基金在東南亞諸國的運作並非單純的文化外交而已,而是把文化投資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在思考。相較於歐美或東亞,東南亞許多國家的政治結構仍嫌封閉和專制,甚至不少國家對於藝術活動,會基於政治或宗教等理由來進行監測、干涉、檢查和禁止等舉動。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議題尖銳的當代藝術活動,其實也是在投資政治活動。另外一方面,擁有大量公立和私人資本可以投資藝術發展,卻在傳統西歐-北美文化論述核心的系統中被邊緣化的澳洲、南韓和日本,開始紛紛爭奪東南亞和南亞這塊龐大的版圖。在這場瓜分版圖的鬥爭之中,新加坡也開始於加入了戰局;從本屆的新加坡雙年展,就可以看到新加坡的公立藝術機構亟欲收編全東南亞地區的野心。筆者沒有膽量直接稱呼這樣的藝術地景是新帝國主義瓜分亞非殖民地的當代文化版本,但不可否認的,這些外來者的介入,的確改變了東南亞和南亞藝術的面貌。同樣的事情也在中亞、中東、非洲等地發生。

相比於東南亞各國在藝術投資上的窘迫,新加坡美術館的財力、設備和野心,讓該館在該地區發揮極巨大的文化/政治影響力/攝影:高森信男


  以東南亞為例,多數東南亞國家,其藝術史發展都有某種固定的模式:現代美術通常起源於20世紀初,當時西方列強正在瓜分殖民東南亞各地區。但也因殖民統治,替現代美術的輸入建構了垂直、且直接性的輸入方式。在緬甸,前輩畫家Ba Nyan是直接前往倫敦的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習畫;法國則是直接在西貢建立法國公立美術學院的分支機構。然而這些和歐洲直接聯繫的藝術網絡,為了符合殖民政權的控制,通常都被簡化到只剩下繪畫技術的習作、甚至是以手工藝學校來作為定位方向;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生產具異國風情的手工藝紀念品,來作為殖民文化控制和殖民地經濟的一環。這些西方現代美術的思潮,通常在戰後的獨立、紛亂和政治文化的改造中,陷入發展的停滯、甚至中斷。因此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東南亞或南亞多數地區的藝術家,其創作形式仍以20世紀初的美術形式、或是「改良」過後,帶有現代性特質的民族美術/工藝創作為主。1990年代之後,當代藝術觀念的引進開始打破這個僵局,卻也同時讓東南亞和南亞的文化生產陷入另外一種「準殖民式」的處境,這一次的殖民者換成了全球性的資本。

位於馬來西亞吉隆坡的「茨廠街社區藝術計劃空間」已經脫離「純藝術」的領域,相關的工作人員將該空間打造成保留社區歷史記憶的教育空間,期盼可以在該社區被捷運公司拆除前,影響社區居民對於社區記憶的認識/攝影:高森信男


  當代藝術的引進,首先給了政治、文化異議人士一個很好的空間,藝術敘事的曖昧性和不確定性,讓藝術家得以在相對安全的空間(比起可能會喪失生命的政治抗爭)中表達自身對於社會、政治和歷史的不滿。然而高度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改變了這個狀態;除了跨國公立文化資本的投資之外,不少國際的藝術掮客(策展人、畫商)也在南部亞洲的區域中流竄,尋找獵奇的對象。在東南亞許多國家,尤其是缺乏當地藏家資本的國家,處處可見由外國人所主持的空間或組織,這些組織提供當地藝術家一個看到「外面世界」、甚至出國展覽的窗口,同時也把持住了國際和當地藝術圈互動的窗口。許多藝術家透過這些掮客和網路資運了解到國際的「品味」和「趨勢」,在很短的時間內和自身的創作脈絡產生了劇烈的斷裂。許多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藝術家突然從後印象派、表現主義或超現實主義的畫風及題材,跳躍到數位媒材和社會議題批判的結合體,並不是新鮮事。其實這件事情也發生在台灣,只是我們把這個斷裂點提前移置到大學入學或是大學畢業時。

疆界、邊陲、島嶼的新定位

林婉玉、林孝順(Lam Hieu Thuan)"何謂胡志明市理想的生活風格?"、2012、雙頻道錄像、33'00"(copyright: Outsiders Factory)
2012年,台灣和南部亞洲的藝術交流趨於活絡,圖為越南Zero Station和奧賽德工廠在順化New Space Arts Foundation舉辦的講座活動,介紹位於台南齁空間的駐村計劃。(copyright: New Space Arts Foundation)

  從上述的敘述,可以了解到,東南亞或南亞藝術活動的「當代藝術化」,牽涉到國際政治勢力的介入和全球資本市場的移動(包括投資於藝術市場的資本)。以新加坡為例,若說藝術是要反映社會生活結構,則新加坡預設的交流對象理應是同為亞洲高度資本化城邦型都會,如香港、澳門等地。但我們可以發現,本屆新加坡雙年展所強調的「東南亞」交流,卻是沿著東南亞國協的疆界來進行劃分,將許多文化和政經結構差異極大的區域併入了同一個藝術交流網絡。正如同台灣在政治上被東南亞國協排拒於門外一樣,台灣也難以在現存的東南亞、南亞的當代藝術網絡中扮演要角。不過,2012年度一整年度的民間單位交流成果,替台灣和南部亞洲的交流揭示了些許契機。台灣公立文化單位及基金,以及外交文化戰略對南部亞洲缺乏了企圖和資金的挹注,反而讓台灣在該區域所扮演的角色可以不同於歐美、日韓、澳洲及新加坡。台灣的民間藝術單位雖然缺乏龐大的資金挹注,但是卻突顯出獨特的「台灣觀點」。民間單位重視的不是如何將當代藝術作為文化外交戰略的一環、也沒有興趣和需求來掠奪東南亞、南亞當代藝術的市場資源。對於台灣在這一年度參與交流的大小單位和藝術工作者而言,這些交流計劃更像是一場對內探索的起點。台灣當代藝術在全球政經主導的當代藝術網絡建構運動中,成為身處於網絡系統之外的邊陲者;但也正因為這個邊陲位置,讓台灣免於淪落為「帝國」。台灣對於和不熟悉的亞洲區域進行交流,充滿了論述上和認識方法上的謹慎(甚至多為承認自身對於觀看的無能),看似裹足不前,然而也因為這份謹慎,讓台灣發展了更多的陰性敘述。相比於獵人和傳教士的方法學,2012年在台灣發生的成果,如果可以在未來的幾個年度持續性的維繫下去;對內和對外,都會改變島嶼在內部和外顯文化的位置。

【已發表】關於旅行者的三場論辯,之三/當代藝術旅行者的源起

Writer's note: 本文已發表於2013年四月份之《數位荒原》線上誌,由於同樣是網路平台發表之文章,故在此不附上圖片;可參考下方原文聯結,前往原文刊載處。本系列寫作嘗試跳脫藝術書寫的侷限,以更開闊的角度漸漸切回藝術世界的一些基本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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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旅行者的三場論辯,之三:當代藝術旅行者的源起

文/高森信男

  為此,日本特別精選了許多從未送至國外展出的古美術作品,並且在進入博覽會場的甬道旁,展示了12幅歷史畫,以便讓英國人知曉日本歷史變遷。日本自1867年首度將其美術作品送至巴黎博覽會參展以來,一直受到歐洲文化界的肯定與讚賞。。。然而,批評者亦不少,甚且有不少人以「幼稚」、「野蠻」來形容日本的美術。或謂日本在裝飾藝術上的確值得肯定,但在真正的美術(Fine Art)中,它卻只是「美麗如畫」(picturesque),【註1】而原本欲迎合歐洲口味而展示日本仿效歐洲的西洋畫作則被評為不入流。。。美術展示雖未獲討好,但大會中展示的日本庭園及喫茶店卻倍受好評。。。

-呂紹理《展示臺灣》【註2】

  公眾展示一直是西方現代性進程中,用以展示藝術(fine art)的一項傳統和策略。歐洲各國皇室和貴族透過掠奪和贊助所蒐購的大量繪畫、雕刻及工藝收藏品,在18至19世紀紛紛透過博物館的形式,將這些收藏品轉化為公共資源以供大眾觀看;甚至連皇宮和貴族宮邸也可開放作為公共空間,用以展示包括收藏品及室內空間在內的「好品味」(good taste)。不過,全球化的展品蒐藏機制,在皇宮轉型成公共教育空間之前,就已經開始成形。歐洲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的畫作就已經在歐洲各處傳播、轉手買賣;因此今日不論在北歐還是西班牙,都可以見到15世紀的義大利繪畫。早期的歐洲帝國,諸如西班牙,在征服美洲文明之後,會把大批的黃金工藝品燒熔、重新鑄造;然而18世紀之後以英國、法國為主的新興殖民帝國,卻以科學方法的研究態度,中性的凝視這些異教徒的工藝品,甚至將之納入廣大的公共博物館收藏體系之中,使得整套收藏系統更加的「國際化」。其實,在歐洲之外的其他傳統世襲君主也通常坐擁大量的「國際化」收藏品;然而以清室收藏品作為主要展示內容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為例,國立故宮博物院在南部院區所嘗試進行的「亞洲化」展示,就引來多方的批評與阻撓。如果說歐洲的博物館必須面對的道德問題,是如何正視收藏品是歷史上的一系列掠奪戰果;那東亞的博物館,就必須脫離國族主義/儒教傳統的體制制約,讓博物館真正成為大眾觀看世界文化的觀景窗(其實東亞的皇室、貴族收藏只是以「朝貢」體系取代現代性的殖民)。

  然而國際化的藝術展示開始形成今日的局面,依靠的是「萬國博覽會」(world’s fair)的發展。在19世紀至二次大戰前的各色萬國博覽會,除了科技產品和工藝產品等商展展示之外,藝術品和殖民地的工藝品、及人種展示,【註3】通常也是同等重要的展覽項目。萬國博覽會的展示形式發展出了三個重要的基礎,奠定了今日「當代藝術」(contemporary art)的展示邏輯。一是展示品的即時性;大英博物館和倫敦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 London)所展示的物件雖然十分符合「國際化」的定義(以19世紀來說,整個地球都快要被幾個主要的歐洲國家瓜分,因此這邊所指涉的「國際化」並不是真的「國際」,而是表示來自地球各處),但收藏品的年代可能上至埃及古王國時期的雕刻。在萬國博覽會的展示模式中,國際化已經是最基本的要求,真正的展示核心在於「即時化」,意即展示各國最「新潮」的「當代」物品,其中當然包括不少藝術品(art works)。第二點是觀眾的國際化,二戰之前於歐陸舉辦的博覽會至少於歐陸內部創造了龐大的觀光商機,除了單純的觀光客,抱持著教育和觀賞奇觀的方式前往看展之外;更重要的是各國的專業人士也開始進入了一個全球旅行的時代;各種跨國進行材訪和寫作記錄的記者、報導者和評論者也伴隨著博覽會的形式而出現;不同於博物館中的研究部門,可窮盡一生耗費於龐大的分類學和修復工作之中;博覽會需要的是具備旅行能力和「即時化」的文化生產者。最後,萬國博覽會同時塑造出了完整的週邊服務設施,旅館、餐廳、遊樂場所、甚至紀念品展售等商業設施,透過向自世界各地而來的國際遊客和專業者收取高過平日費用的收費,創造一筆驚人的週邊商機;這筆週邊商機已經凌駕了帝國主義觀看和公眾教育的目的,成為當代各類大型博覽會(包括以展示藝術品為主的大型展覽)主辦方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藝術品的展示開始和其他品項的展示分家,而戰後新秩序和新的國際道德結構中,也不再允許和鼓催殖民地的工藝品/藝術品展示;就在這種氣氛之下,專門展示現代/當代藝術的萬國博覽會開始紛紛成立。戰後第一屆威尼斯雙年展在1948年舉辦,該屆威尼斯雙年展就將雙年展定調為展示「前衛藝術」的國際博覽會,借此和戰前的工藝品展示斷裂(戰前的威尼斯雙年展始於1895年)。1951年,第二個以展示「前衛藝術」為主的「聖保羅雙年展」(São Paulo Art Biennial)也成立了。這兩個雙年展基本上就是萬國博覽會的延伸,「國家館」【註4】這個充滿國族主義的萬博式詞彙就是一個明顯的演化證據。威尼斯、巴西聖保羅和德國卡賽爾(Kasel)這三個神話場景共同支撐起了當代藝術的聖殿,然而若是仔細觀察,會發現這三個城市其實都是當代政經版圖中的邊陲,甚至也說不上是現代/當代藝術發展的核心城市;然而這三座城市透過積極的奇觀建構,包括展示數量上的奇觀、展示內容/展示活動激進性所構成的奇觀、甚至展覽論述自身之前衛性/解構性所構成的奇觀,吸引了大批的全球朝聖者蜂擁而至,隨著航空旅行和傳播媒體的普及;「觀眾」在當代藝術世界中所扮演的旅行者,其數量不但龐大、且有逐年增加之勢。通常這些跨國的「觀眾」在自身的社會脈絡中,也同時扮演「專業者」的角色。

  為了回應規模龐大、且同時要求具備「國際化」和「即時化」的展示邏輯,在「當代藝術」誕生的同時,「旅行者」的角色也跟著出現,兩者依靠著彼此而存在。在戰後萌生當代藝術體系的早期階段,雖然也有所謂的跨國策展人,但畢竟在數量上依舊是少數,且僅止於在幾個主要城市之間移動。規模最龐的「旅行者」,是來自世界各國的藝術系留學生、年輕藝術家;他們滿懷著夢想來到歐陸和紐約等幾個少數的應許之地,歸國的旅者在日後成為各個本土(locals)的「專業者」,選擇留下的人,則擴充了當代藝術展覽中的「國際化」內容。而且他們較熟悉如何以較合適的形式來介入這些展覽建構的過程,以便避開可能的尷尬。

  日換星移,任誰也沒料到航空旅行的普及化以及網路科技的發明,更沒有人料到全球化的進程中也包括了「當代藝術」這個項目。2013年的今天,比起60年代、甚至是80年代,都是個更加均質化的世界。今日的世界已經不可能用鐵幕的東方西方來分別,也不可能用南方北方來分別已開發國家和第三世界。當代藝術教育的體制化、文化政策、國際當代藝術展覽、民間當代藝術機構等體制似乎和新自由主義、消費文化和i-phone同一時間入侵到地球的每個角落。1948年的威尼斯雙年展策展團隊,絕對沒有預料到在21世紀,連海地、奈及利亞、孟加拉等國家(1948年時,奈及利亞和孟加拉都還沒有獨立成為一個國家體制)都可以有自己的國家館,看似可以和傳統大國平起平坐。旅行者的角色在今日當代藝術的世界中似乎更加普及化,成為了進入當代藝術體系的基本門檻。除了大展觀眾、以及留學生的角色之外,今日的選項似乎更加豐富,駐村藝術家、獨立策展人、網路撰稿人等角色,已經透過旅者/陌生人的社會角色,共同建構了另外一種當代藝術地景。

  當代觀光客數量的大幅成長和網路資訊的發達有直接的關係,網路將旅途所需的資訊加以透明化,壓縮了旅行掮客(旅行社)可以操作的空間。大眾觀光市場的崛起也直接刺激了廉價航空的設立;在馬來西亞,筆者不少認識的藝術圈友人皆不約而同的暗示了亞洲航空(Air Asia)的重要性,甚至把東南亞的當代藝術網絡聯結關係命名為「亞航現象」(Air Asia Phenomenon)。透過廉價航空和社群網站的普及,年輕藝術家及獨立策展人自行在區域內進行探索、聯結、合作的可能性和機動行都大幅提升。在1960至80年代,全球藝術網絡的聯結仰賴諸如紐約、巴黎、倫敦等少數定點來進行全球層級的人才吸納;在這個年代於核心之外、對全球「主流藝術趨勢」聯結有興趣者,必須仰賴留學或移居(如同謝德慶的跳船亦是一招)等手段才能完成這個使命。雖然在這個階段的網絡連結建構者已經有了旅行者的特質,但是和當代的「藝術旅行」相比,這一世代的旅行方式趨向較長的時程和固定的移動路線,每次的連結雖然較為深入、但卻往往侷限於單一的「線路」關係。今日的旅者是把全球空間碾展成開放平面的網絡結構;旅行者以更快速的方式自由的於多點之間進行跳躍和聯結,任何想要集中全球資源於單一核心的企圖,都會在當代的文化政治中扮演著政治不正確的角色。這樣的結構正如印尼策展人愛莉亞.斯瓦斯蒂卡(Alia Swastika)所論及的移動能力。【註5】

  然而這樣的結構依舊有其侷限,當代藝術區域/地域結構的出現、以及非西方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當代藝術於今日受到廣泛重視,其背後之成因和全球資本的移動有直接的關係。如同19世紀的傳教士,21世紀的藝術工作者帶著「當代藝術」這個新宗教漫遊於各國之間,期望從中分享新興國家資本的成長果實。在開發中國家的當代藝術地景中,不汎各類來自世界各地的投機/資者,他們所帶來的不只是嶄新的藝術觀念,還同時提供了通往第一世界大展的通行門票;這波鍊金的熱潮有如洋流一般,帶來了許多「主流國家」的工作者,並且同時把許多「非主流國家」的工作者拱上「世界舞台」。即便是動機較為單純的獨立工作者,我們也不可否認這樣的旅行工作方式也牽涉到一定的階級關係,多數開發中國家的護照和簽證是較難取得,僅有該地財力較為富裕的工作者(有些極權國家還牽涉到你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才能負擔這樣的工作方式;而這種少數人才能進行的工作型態,也容易造成聯結資源上的壟斷。

  然而即便有百般的不對,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在這樣新的旅行網絡架構之下,西方論述結構底下的視覺藝術已經趨向更多的多元性、獨立性和實驗性。至少其文本所擴及的地理樣貌、生活型態、傳統文化以及社會結構的多樣性已經遠遠超過「前衛藝術」(avant-garde art)在20世紀初所能達到的企圖。我們正站在藝術史的分水嶺上,在未來,我們有可能將視覺藝術作為一種共同的平台來展現更多元的書寫方式;但也有可能,這只是一場幻象:一場由市場機制衍生而出的內部殖民結構。我個人傾向認為兩個狀態是同時共存的,然而回歸到這一系列書寫的原點;旅者自身的行為雖然是文化結構或社會結構的延伸,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旅者作為一個說故事的個體,她/他所必須面對的還包括自身的內部結構;面對無法掌控、甚至脫序的整體結構,旅者並非大敘述的操控者;相反地,旅者的故事往往從描述自身的位置開始展開,從自身出發,發展出和他者及世界的結構關係。


【註1】picturesque亦可翻譯為「如畫般的」,意旨18~19世紀的西方繪畫中,所企圖追求的一種接近理想化的地景形象的繪畫風格。
【註2】呂紹理,《展示臺灣》,台北:麥田出版,2011,頁173-174。此引文所描述的乃1910年於倫敦舉辦的「日英博覽會」(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註3】人種展示意旨將原住民或其他當地民族運送至展覽會現場,命令他們重現平日的生活面貌。在這種展示過程中,人類及其生活文化,以一種類似動物園的方式被再現。
【註4】在聖保羅雙年展中,不使用National Pavilion這個字,而使用National Presentations(葡文:Participações Nacionais)。
【註5】請參考筆者所撰寫的〈光州雙年展:從「圓桌」看塑造「亞洲」的六條路徑 II〉,刊於網路媒體《數位荒原》(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