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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7日 星期三

【已發表】從朝貢體系到網絡體系:重新定義「國際藝術」/邊陲聯繫工作

Writer's note: 本文為2012年12月30日時,於陳界仁所策畫之《拆除前夕:論壇與聲音表演》(該活動為鄭慧華所策展之《重見/建社會》系列展覽的第10檔)中所進行的演講的文稿版本。紙本可參間「立方計劃空間」針對該活動所發行之手冊。該文已經簡要的闡述個人對於策展這門技術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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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朝貢體系到網絡體系:重新定義「國際藝術」/邊陲聯繫工作

文/高森信男

故事一:

2012年夏季,我在斯里蘭卡的哥倫坡(Colombo)見到了該國某位重要策展人。他在見面之後的第一個問題是:「台灣也有當代藝術嗎?」

故事二:

在台灣留學的馬來西亞留學生和我表示,常有台灣師生問她一個令她感到氣憤的問題:「馬來西亞也有當代藝術嗎?」



  台灣各界長期恐懼於被想像中的「國際」邊緣化,這個恐懼感同時形塑了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迫使我們嘗試採用各種策略來回應這個邊緣處境。然而似乎自90年代已降,各種機構化的嘗試不但無法使台灣當代藝術在「國際舞台」上爭取到發言空間;反而因為投入資源之後似乎無所具體回報,而陷入必須透過投入更多資源來解除焦慮的思考邏輯因而誕生,這個邏輯讓從機構到創作者都選擇採用資本化生產邏輯;而資本化生產邏輯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國際化」的「競爭」邏輯中讓自身具有足夠的競爭力。害怕缺乏競爭、害怕被邊緣化、甚至害怕被消滅的恐懼讓文化殖民的體系更加增強:對殖民主更加臣服、對內複製殖民體系並增強其控制強度、藝術圈的民主議論體系淪為無效、「不合時宜」(不符合國際競爭潮流)的藝術家及作品樣式必需要被拋棄、權力和財力被各類機構收編或拓展,所有的犧牲都是為了帶領台灣打一場又一場無法獲勝的「聖戰」。

  當我開始進行東南亞地區的聯繫工作之時,不少台灣的藝術工作者希望透過我知道東南亞當代藝術工作者的處境。但是問題往往是:「東南亞當代藝術今日發展如此出色,是否和他們的補助或政府的協助較多有關?」然而事實上東南亞各國政府補助當代藝術的金額不但少的可憐(不少國家是完全沒有補助),甚至不少國家是公開反對和限制當代藝術的發展。如果我們用量化的統計概念來觀察東南亞當代藝術,會發現政府資金補助較少、公立機構強度較差的印尼或菲律賓,該兩國的藝術家在國際上的「能見度」較高;反之,政府補助最高、公立機構強度最強的新加坡,該國藝術家在國際上的「能見度」較低。當然這樣的分析沒有任何統計上的顯著性,但是這個分析方向至少揭示了一個事實:藝術作品的質、量和資金補助、機構的協助無直接的關聯性。藝術作品的質、量完全取決於創作者本身;甚至在各項基礎建設百廢待舉的柬埔寨、以及軍政府依舊會沒收女性主義論述並且恣意逮捕藝術家的緬甸,當代藝術仍舊生存下來,並且表現出堅韌和誠摯的能量。

  反過來觀察台灣的處境,令人憂心的是台灣從創作者到機構,不少人皆陷入了資本累積式的藝術生產邏輯。這個邏輯的公式如下:資本投資多寡決定了作品或展覽的強度和質量,如果我們要創作出「國際級」的作品和展覽時,我們就需要更多的資本投資。令人不意外的,這個生產邏輯是直接移植自歐美已開發國家。當我們在讚嘆歐美大型展覽、甚至南韓三星Leeum美術館投資金額之鉅,其內容之精良時,我們同時看到了自身的匱乏。這種對自身不足的恐懼感,迫使我們躍入資本累積式的藝術生產邏輯。當藝術生產必須仰賴資本生產邏輯來推動時,許多的危險會一一來到:(1)、資本累積式的生產邏輯是累積越多資本效果會越好,因此大量的資本不能廣泛分散到所有的藝術生產者手中。即便資本規模如此巨大,最後只能挹注在少數的創作者或展覽身上,藉此提高「國際競爭力」。一種英雄式和巨碑式的體制因此催生:收編和釋放資本的機構則會從中獲取巨大的權力,這個權力足以改變創作者和藝術教育的走向,讓藝術圈的多元色彩褪色,淪為反民主的單言堂。(2)、一旦資本累積式的生產邏輯成為藝術生產的方法學,也表示藝術生產和資本市場扣合在一起。如果當代藝術必須要依靠資本市場的殘餘利潤來運作時,這也表示當資本市場坍塌時,藝術的生產也會中斷。

  台灣當代藝術的機構化和資本化其實就是一個現代化(modernize)進程:這個現代化的進程是殖民處境的延伸,但是台灣的被殖民狀態並非單純的完全處在被殖者的地位。而且台灣混亂的殖民處境其實並非單純起源於戰前的日本殖民,戰後的國民黨體系和冷戰系統讓台灣人的精神狀態處在同時身為殖民者和被殖者的雙重矛盾之中。國民黨的政治思想體系,讓具有現代性意義的中國想像在台灣延續了半個世紀(甚至今日依舊殘存),這個中國想像讓台灣人透過千年歷史的回溯讓自己站在朝貢體系中的宗主國位置。同時透過冷戰體系的塑造,中華民國作為強國的想像也被施加在台灣人的想像之中。然而冷戰體系本身也讓這套神話同時破滅,透過和歐美陣營的合作關係,留學、移民和文化資訊的輸入讓台灣人在歷史上第一次大量且直接的接觸到所謂的「西方世界」(相比於日本殖民時代的二手西方文化),這些接觸和文化的輸入經驗讓我們得以發現自身體制的殘破。台灣的文化孤立處境部分來自這種同時身為殖民者的自大和被殖者的自卑共存的狀態之中。我們因為看到了「西方」,被告知應當被「西方」看到、甚至和「西方」並列,因此我們採取了和日本在20世紀的歷史進程相仿的路徑:擺脫被殖者身分的方法就是成為殖民者。

  一種內部殖民和朝貢體系開始被建構起來,兩者相依並存。朝貢體系的特色在於在朝貢的過程中,朝貢國其實無法清楚的看到另外一個朝貢國。除此之外,朝貢國內部的複雜性必須要被有效的化約為單一的實體,如此才能提高朝貢國作為單一個體的實存性,也唯有透過此舉、加上適量的異國風情,宗主國才能看到貢品。從這個角度思考,我們和「西方世界」的聯繫與其說是一條進入「國際藝術」的路徑,不如說是一條朝貢的單行道:透過紐約、柏林、倫敦這些藝術世界的「中心」我們不但無法看到其他邊陲地區的藝術,相對的其他邊陲地區的工作者也無法看到我們。只有接納百國朝貢的皇帝獲得全知者的位置,得以綜覽天下珍奇。為了配合這種朝貢式的體制,一種面向內部的殖民被迫加以實施:不論是採取何種方式,足以代表台灣當代藝術特質的論述邏輯系統被輪番的提出,但是這些系統卻無法共存。在多元複雜的現實處境中,為了增加國際競爭性,一種單一的論述體系必須要被接續選中,因為我們指向的閱讀者不是自身,而是想像中的「國際」。

  在這種英雄式的朝貢體制中,一種微型的路徑必須要被引入。為了回應以上的處境,我在2009年開始逐步的籌組策展團體「奧賽德工廠」,並且透過一次次的實務工作嘗試建構出一些可能性。尋找內部和外部的邊陲者(Outsiders)並加以連結成平台成為我們的主要工作方向。我們在創團初始就定義自身必須要設法和非歐美日中的藝術世界取得聯繫,透過和我們從未接觸過的「世界」進行直接的雙向聯繫除了增加了我們對「國際藝術」的想像之外,更重要的是,唯有透過相似殖民、歷史經驗以及相似的當代文化、社會處境的分享,這個龐大的全球文化資本體系才得以現身。邊陲地域之間的直接聯繫依靠的不是書籍雜誌,因為這些傳統的知識體系已經被編入朝貢體系之中。除了網路之外,馬可波羅式的實地探訪幾乎是唯一的選擇。雙年展式的展示及再現讓各地的藝術品抽離原生的生產處境,唯有透過實地的田野才能還原原生的藝術生產處境,並且建構起平等的話語權。朝貢體系和後殖體系的危機在於身為文化邊陲地域的彼此不但無法看到對方,還必須要透過一層轉譯的過程,透過當代藝術體系宗主國的視角來進行閱讀。

  透過網路的普及,直接且具體的國際聯繫其實很輕易的就可以被建構起來。我們可以說這種建構中的國際網絡平台是種「星叢文體」的具體化,同時也是一種去資本累積的文化生產方式。實際上,東南亞各國因為自身內部資源的缺乏而深暗此道,東南亞在每個民間藝術組織之間建構起緊密而繁密的聯繫系統,藉此分享資訊和整合資源。台灣當代藝術若在全球各地域發展自身完整網絡系統的時間點置身事外,且指望透過機構式的邏輯來建立聯繫系統,勢必會更加侷限自身的發展空間。除了加入外部的網絡系統之外,內部的網絡化也有其必要性。在內部的網絡系統之中,應該引入維繫平等發聲體系的機制,讓各學派、世代、領域和地域的藝術表現形式皆有其發聲和互相溝通的空間。唯有透過內部和外部於各種層次上,進行各種小型的、去資本累積邏輯的實驗計畫,才能生產出更加多元的陰性/複數敘述(narratives)系統。在這種新的敘述系統之中,藝術生產者依靠的不是資本的協助,而是自發的獨立性和願意分享及聆聽他人分享的平等態度。換句話說,網絡體系是否可以建立的關鍵在於每個個體內部的殖民者和被殖者情節是否可以破除。願意相信他人和自身關係的絕對平等,是最難也是最簡單的部分,也是我們重新開始的地方。

【已發表】《空的記憶》:尋找洞穴中的光與影

Writer's note: 本文為2012年時,替當年數位表演藝術節所撰寫的兩則短評之一;本則是評論由周東彥所創作的《空的記憶》。紙本複本刊載於2013年8月份,由「狠主流多媒體」所出版的《空的記憶》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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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記憶》:尋找洞穴中的光與影

文 / 高森信男

  《空的記憶》透過舞台靜音台車以及360度環場影像等新技術的運用,在2012年數位表演藝術節引起關注和轟動。然而若只將討論侷限於此,將難以一窺該劇全貌。實際上,觀賞《空的記憶》是個類似觀看「傳統現代主義」作品的經驗。《空的記憶》所謂的「空」,其中一部份就是企圖要去屏除劇情、議題、觀念等敘事性的架構,讓觀眾重新關注舞台上的聲音、空間、肢體和光影等基本元素。對於忽略包浩斯(Bauhaus)現代主義劇場,直接跳入「後現代主義」創作思考邏輯的台灣舞台史來說,《空的記憶》是個重要的舞台實驗。而《空的記憶》在表演中除了播映高技術門檻的數位影像之外,獨舞者周書毅亦使用了最傳統的影像表演:光影遊戲。這個大膽的嘗試,也充滿了要追溯影像藝術起源的意味。

  《空的記憶》是座記憶的迷宮。縱使在很多面向來說,該作有包浩斯劇場的影子;但是《空的記憶》透過了和個人記憶、以及身體經驗的結合,創造出了一個更富人性的「空」來區別傳統現代主義的冷酷性格。這個「空」,並非現代主義式,抽離生活、帶著禁慾主義的「空」。在《空的記憶》中,「空」提供了一個自我探索的機會:這個「空」的影像不只是重播創作者的生命感受,更是提供了一個空間,帶領觀者反思咀嚼自身存在處境的哲學命題。在全場的表演中,跟著獨舞者舞動的光影遊戲,加上抽象性的敘事手法,彷彿讓觀眾回到了史前的洞窟。《空的記憶》在表演中最大的成就,來自於創造了多向性的觀看行為:在舞台上播映的影像不再只是用來粉飾表演者的背景,更是一個打散表演者/觀者關係的媒介。不只觀眾在注視舞台上的影像,舞台上的表演者也在注視著自己的影像被投影出來。看與被看的關係在這樣的設計中被徹底瓦解掉;也必須要透過這樣的模糊狀態,才能引領觀眾也墜入舞台上的生命迷宮。

  在這史前洞穴中,舞台上的獨舞者迷戀著自己身軀所投射出來的陰影。透過導演周東彥的設計,這個「自身陰影」的概念被擴大成360度環場影像。這些壯闊的影像被使用來呈現微小的場景:房間中空無一物的電視、沒有終點的旅程、穿越無人的地下道…等等。導演周東彥企圖讓觀眾注目在認真「觀看」自身影像的表演者;這種超現實的舞台光景彷彿正是「柏拉圖的洞穴」。透過走位和影像調度的設計,獨舞者彷彿是在舞台上穿梭於不同的時空之中,讓整個「記憶迷宮」的結構越來越擴大。透過這樣的複雜結構,一個近乎於真實存在感的織度被建構起來,讓這個「柏拉圖洞穴」顯得更加的寫實。

  透過《空的記憶》,彷彿所有的觀眾在一個小時的演出時間內,都透過了感性的觀賞經驗,來探求最基本的哲學命題。個體的存在感和幻影同時在舞台上被建構起來,乃至於我們無法區分真實的實體和幻影間的差異。我們只能在這趟「空的旅程」中拋棄邏輯判斷;讓台上的獨舞者,有如儀式中的薩滿一般,引領著觀眾拋棄語言;透過感官跟夢境般的經驗到達了穿梭虛實、進出時空的旅程。究竟在洞穴之外,是否還有真實的光?我們只能確定,在表演結束散場之後,我們還在同一個洞穴中追逐自身的光影。

【已發表】《第七感官2-感官事件》:創造舞者之外的舞者

Writer's note: 本文為2012年時,替當年數位表演藝術節所撰寫的兩則短評之一;本則是評論由「安娜琪舞蹈劇場」和「叁式有限公司」共同合作的《第七感官2:感官事件》;主要依據個人曾經和「叁式」合作過的角度,簡單切入多媒體技術團隊如何擔綱起藝術表現的角色。紙本複本刊載於2013年3月,由財團法人桃園縣廣藝基金會所出版的《跨域控Vol.2:2012數位表演藝術解碼簿》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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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感官2-感官事件》:創造舞者之外的舞者

文 / 高森信男

  延續著2011年《第七感官》的成功,由編舞家謝杰樺領軍的「安娜琪舞蹈劇團」和科技藝術團隊「叁式」之間成熟的合作模式,勢必會在今年的《感官事件》中再掀劇場觀賞經驗的話題。然而對於謝杰樺,乃至於「安娜琪舞蹈劇團」的舞者們而言,《感官事件》不僅是數位互動技術及聲光效果的提升;《感官事件》更是對於何謂舞台?以及何謂舞者?的實驗性提問。

  2011年的《第七感官》企圖引導觀眾進入到舞台上,和舞台的數位互動聲光、以及舞者進行肢體上的互動。觀眾透過這個過程不僅成為了舞台上的新風景,甚至成為了另一批舞者。對於謝杰樺而言,這意味著傳統的編舞概念必須要被更動,才能創造出全新的「遊戲規則」來面對這些第二批舞者(觀眾)。「安娜琪舞蹈劇團」的舞者也必須要從展示個人肢體動作的傳統舞者,學習轉型為舞台上的「誘發者」。舞者們必須在舞台上短期間內視察觀眾的個性和肢體特性,並且在短暫的引導之下,就讓觀眾自然的進入「舞蹈劇場」的表演情境之中。面對這個任務,「叁式」的互動設計也肩負重任:如何讓觀眾在舞台上能以第一時間的直覺反射動作來融入舞台的光影互動之中,需要的是互動設計中長期對於「參與者」經驗的透徹了解。在新作《感官事件》中,將提供更多觀眾參與舞作表演的空間。謝杰樺表示,透過把部份的權利轉讓給觀眾,不但可以增加表演本身的不可確定性和有機性,更可以讓觀眾對於劇場本身有更切身的「感官」體驗。

  除了現場參與的觀眾之外,互動聲光效果也在舞台上扮演著第三種「舞者」的角色。對於「安娜琪舞蹈劇團」的舞者們而言,他們在舞台上所面對將不僅僅只是聲光「效果」而已;而是有自己的運動邏輯、反射特性、會隨舞者和觀眾共同起舞的另一位「舞者」。在2011年的《第七感官》中,聲光互動設計以有機體、生命體的概念來呈現。新作《感官事件》將會延續這樣的設計概念並加以擴大,賦予空間和聲光本身更強烈的「生命體」意象。在新作中會運用的互動技術也將會大幅度的提升,在舞作中將使用的感測系統將可以偵測包括水平及垂直向度在內的3D空間,讓舞者在空間中的肢體動作擁有更彈性、更複雜的互動機制。此外,在新作中的聲音系統將設定向位性,使劇場中的聲音也具有不同的空間方向可以表達。甚至舞者本身發出的聲響,也會成為舞台上聲音互動效果的其中一個環節。在面對到這樣的劇場環境時,舞者們必須要重新學習新的表演方式來和舞台上的另外一個舞者:「聲光效果」共舞。事實上,身處後台的「叁式」成員,也以即時操控者的身份,控制著一位正在起舞的「生命體」。

  從《第七感官》到《感官事件》,所考驗的不僅只是編舞和舞台技術上的改變,真正的關鍵在於劇場和科技藝術間的跨域合作如何成立。《第七感官》系列提供了很好了例子:擁有建築學習背景的編舞家謝杰樺,可以使用工程及科技的思考邏輯來和「叁式」成員溝通;而對於「叁式」的成員來說,互動科技技術除了商業上的應用價值外,更是一種藝術表達形式。該團成員長期擁有的表演操控經驗,使他們和表演藝術團體合作時如魚得水。對於「安娜琪舞蹈劇團」的年輕舞者們而言,他們對於舞蹈這門藝術保持開放和勇於學習新形式的態度,這個態度讓整個表演的呈現成為可能。謝杰樺表示:「我們正在訓練出一種新的舞者,以及開創出一種新的全域式劇場。」所謂全域式劇場,是指稱觀眾可以透過各種感官的開放來參與整齣表演的過程。《第七感官》系列作開發出一種強烈的感官經驗,透過視覺、聽覺、甚至是觀眾自身的身體,使觀眾對於表演的觀賞經驗擁有強烈的身體感。並且透過這樣的觀眾參與方式,進而攪動表演者和表演內容自身,使該系列作的每場演出都擁有各自的生命力。

2014年9月15日 星期一

「南國.國南」- 再次成為歷史中的觀看者

Writer's note: 本文為2012年時替「南國.國南- 台越藝術家交流計畫」撰寫之展覽論述。在這次計劃結束之後,才發現在多數情況下,論述的撰寫並無太多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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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國南」- 再次成為歷史中的觀看者

文/高森信男

南國

「南方」如何成為文化中被觀看的角色,將會是本次台越交換計畫的核心議題。在這次計畫中刻意把藝術家創作的場景選在台越兩國的南都-胡志明市及台南,來企圖建構「南國的南方文化」來引起藝術家的討論。

「南方」在以亞洲體系為主的史觀中,佔據了重要的邊陲位置。這個位置是一種文化和經濟角色的不對等狀態。從中國及日本的南侵一直到當代的全球代工市場結構,南方一直是資源和人力的樞紐。然而從文化競爭的角度來看,從中華文化的小天朝到西化日本的殖民地異國情調,南方在亞洲史的大論述中,一直是一個(或多個)靜默、且被觀看的實體。胡志明市及台南做為本次計畫的執行場域,他們各自代表了一種逝去風華之後,可被觀看的情調。也共同構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地理學觀點-「南國之南」。

這種針對「南方」的特定觀看可以解釋為是薩依德(E. Said)所講述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亞洲翻版。在東亞的歷史結構中,以中國為主的歷史觀點排除了中國作為「中心」以外的可能性。在這個文化脈絡之下,越南成為了「南國」而台灣僅能算是化外之地。日本在繼承了中國的天朝及歐洲的殖民觀點後,更是把包括台灣及越南在內的東南亞地區,視作帝國未來富繞的基礎,誇大了「南國」的戰略重要性及物產產量,但是在這誇大的過程中,又同時貶損了東南亞地區的文化。本土文化被轉譯為野蠻及未開化的象徵,同樣的模式也被殖民越南的法國所運用。在戰後,台灣及越南兩地都被捲入冷戰時期的代理戰爭之中,成為第一及第二世界眼中,遙遠的熱帶前線。在冷戰秩序瓦解之後,即便台灣及越南兩國在全球經濟市場上表現突飛猛進,兩個文化圈在全球的文化版圖中依舊位居邊陲。

台越兩國的關係雖然在經濟上如膠似漆,大批的台灣資金在近年投入越南的市場中運作。也出於地理上的鄰近性,產生了大量的跨國婚姻,台灣社會即將必須接納第五大族群「新移民」的存在。(根據台灣內政部2006年的統計,台灣有104,807位越籍人士,多數為勞工。而同年又有10,173人從越籍歸化為台籍,佔當年歸化台籍人口的85%,多數規劃人士原為越籍配偶。同年,越裔母親所生的新生兒佔當年台灣新生兒人數約3~5%。另外,根據2011年的數據,當年約有超過6萬名台商於越南居住。根據越南政府統計,從1988年至2011年,11.65%的外資來自台灣,台灣成為越南最大外資來源,台商多數投資集中在南越地區。)然而在文化上對彼此的認識,卻是非常粗糙且不足的。以台灣的教育建構來說,傳統上仍以中國歷史文化為準,參雜了些許的日本素材。之後就直接跳過了亞洲的其他地區,甚至跳過了地理上和台灣極端親近的菲律賓、越南及韓國,轉而嘗試橋接歐美的文本。在當代藝術的發展上,台灣的主流價值以是否可進入歐美體系作為認定標準。然而這樣的嘗試在現階段註定是徒然的,台灣缺乏對於西方基礎文化,包括宗教及歷史方面的認知,台灣也缺乏作為一個「異國」所該擁有的豐富異國情調。

「南國」這組漢字包含了「南」及「國」這兩個字。當「南方」在殖民時代擔任的異國殖民地及在冷戰時代擔任的代理國角色結束之後。我們勢必要去面對這個「國」。在這邊「國」並非單純的政治實體或是國族想像體。反而是在後殖民及後冷戰時代的地方文化體,勢必要重新追尋的主體化過程。這個追尋的過程會遇到許多的障礙,包括斷裂的歷史以及多元的觀看經驗。台灣及越南的藝術史建構都必須透過不同的他者之間反覆的抗爭及重疊來慢慢堆砌。只要我們不要在當代被強勢的跨國文化所迷惑(透過商業文化所重新包裝的歐美文化),這種建構的過程是有機會生產出獨特的,以多元歷史經驗所導出的當代藝術。

(圖片題供:盧彥中)


國南

在本次計劃的設計過程中,最有趣的經驗是讓交流的過程發生於邊陲國家的邊陲城市中。台南原本是台灣歷史的古都。上面層疊了從荷蘭人、中國移民到日本殖民統治的痕跡。然而在清末至日治時代,隨著政治核心的轉移,即便台南累積了一定厚度的歷史及文化,台南在台灣二十世紀現代化的過程中被快速的邊緣化。但也因為這樣的邊緣化,讓台南保存了不同的行動觀點。以台南為首的台灣南部,持續的在政治上發出和台灣北部主流觀點不同的價值觀。台南市民自發的進行古厝的保存及再利用。此外大批的年輕藝術家、設計師、建築家放棄了高房價及生活費的台北,近年正重新在台南建構一個新興的網絡。

胡志明市則是另外一個被邊陲化的經驗。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胡志明市更像是台北的發展過程。透過法國殖民者的介入,將原本的邊陲城市發展成為越南現代化的樞紐(Vo,2011),這樣的核心地位一直延續到了1975年南越滅國為止。從此之後,南越雖然在越南近年的經濟起飛重新扮演著要角。但是來自南越的政治觀念、甚至生活態度,依舊在以河內為主的政治核心來看,令人感到刺眼。而這樣的政治邊陲區位,也讓胡志明市發展出越南最耀眼的當代藝術網絡。因此台南和胡志明市雖然因為各自的歷史境遇不同而造成了不同的邊陲狀態,但是這樣的邊陲也創造出了一種新的自由度,讓藝術得以自由的滋長,不受商業市場或主流學閥的影響。

我們期待透過這次的交流計劃,可以在邊陲中的邊陲,共同創造出新的核心價值。斷裂的史觀需要多元的交流來補齊。而混雜不明的多元文化元素則需要密切的交流來澄清。在這次的交流計劃中,年輕的藝術家們將被迫要交換他們的文化及歷史記憶。他們將被迫在陌生的地景及文本中閱讀到自身的經驗。我們相信這樣的交流經驗對於越南和台灣、乃至於全亞洲的文化發展都是重要的一個實驗。參與這次計劃的12位台越藝術家來自攝影、錄像、建築、表演、記錄片、繪畫等各種領域。期盼本計劃除了是跨文化的討論,也能成為跨媒材的創作實驗。藝術家將被迫要從身體、空間及影像等面向重新面對陌生又熟悉的環境。這次計劃將產出的六個作品,將會成為這次文化交換及建構經驗的載體。我們希望這次的作品能帶給兩國觀眾一定層度的啟發,此外也希望交換創作的細節過程可以被整理記錄下來,成為未來亞洲地區當代藝術交流建構的新指標。

【已發表】光州雙年展:從「圓桌」看塑造「亞洲」的六條路徑 II

Writer's note: 本文已發表於2012年十一月份之《數位荒原》線上誌,由於同樣是網路平台發表之文章,故在此不附上圖片;可參考下方原文聯結,前往原文刊載處。本文寫作之目的並非討論2012年光州雙年展的內容,而是該年度的六位亞洲女性策展人,剛好各自代表了一種處理、觀看或詮釋亞洲藝術的策展路徑;這六條路徑除了代表各有優缺點的策展策略之外,其實也顯現了亞洲藝術工作者的六種政治選擇和精神狀態。

原文出處:http://etat-heath.blogspot.com/2012/11/ii_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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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雙年展:從「圓桌」看塑造「亞洲」的六條路徑 II

文 / 高森信男

路徑04 / 透過區域歷史的書寫破除現代國族隔閡

  在本屆光州雙年展「圓桌」中,來自卡達杜哈的阿拉伯現代藝術美術館(Mathaf,Arab Museum of Modern Art)的策展人瓦姍.阿爾-庫戴立(Wassan Al Khudhairi)被放置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之中。在以地理疆界為定義的亞洲之中(不要忘記這個定義也是由歐洲人設計出來的),西亞在亞洲地圖上佔據了一個角落。然而這塊「亞洲」的拼圖,在歷史脈絡中,比起歐洲和東亞地區在文化、政治、經濟上的直接聯繫是較為薄弱的。片岡真實就表示,她是因為這次雙年展,才首度有機會踏上西亞這片也同時屬於「亞洲」的土地。由文化差異所引起的切身震撼,讓討論又再次導向「亞洲」僅是幻影或地理名詞的結論。

  瓦姍在這樣的處境之中,選擇了一個很聰明的方法學。她知道自己沒必要去碰觸「亞洲」這個龐然大物來把自己搞的一身腥;瓦姍想要先解決西亞自身的問題。其實整理歷史書寫,甚至整理歷史資料本身,不是為了光州雙年展才發展出來的技術;而是在西亞當代藝術中行之有年的創作邏輯。透過大量歷史資料的分析、收集以及重組;「真實的」西亞近代史,才得以在殖民、宗教衝突、國族主義的泥濘之中浮現,展現出在國族歷史敘述邏輯之外的敘述方式和歷史經驗。然而這樣的方法學,是否在東亞有效則令筆者質疑。東亞地區的歷史和民族隔閡早在現代民族主義引入之前就存在,在這種歷史情境之下去操控對於國族疆界的破除,除了部份支持本論述者還抱持著回歸共黨國際主義的浪漫傳統之外,還很容易看到中華民族主義或是日本帝國主義(大亞洲想像)的魅影在美術館中飄蕩。

路徑05 / 重新觀看「地方」

  南韓策展人金宣廷(Sunjung Kim)意識到這些針對「亞洲」的討論,對於都市規模在南韓僅排行第六的光州來說(光州的政經地位以台灣的城市來譬喻,接近嘉義市的處境),實在是太過沉重。除此之外,金宣廷也面臨了一個迫切性:光州雙年展歷年以來和光州自身的隔閡必須要被破除。也因此,光州這個不特殊的小城,其特殊性在金宣廷的策展架構中必須要被喚醒。相信類似的方法學對於台灣的觀眾群來說並不陌生。然而該方法學的有趣之處也在於;「亞洲」的普遍性和歷史敘述邏輯如何在極端的「地方」狀態中被張顯。我們可以暫且把「地方」視作一個小容器,「亞洲」雖然是一片汪洋,然而透過這杯小容器所撈起的樣本,就足夠我們去分析特定廣大海域的水質成份了。正因為這樣的邏輯,我們才能透過對於地方的研究、地方歷史敘述的收集、以及和地方社群的互動,來揭露出更龐大的歷史、以及文化敘述體系。這樣的生產手法,也可以有效的讓展示的作品和地方民眾建立起立即性的關係。然而這樣的方法學也造成了實質上的問題:以「圓桌」為例,多數的共同策展人似乎無法和金宣廷針對光州的社群狀態和歷史處境進行對話。「地方」的知識難以被釋放,導致以「地方」作為藝術生產的路徑,很容易陷入僅能由「地方人士」主導對話。這個模式可能縮限想像空間,並且依舊無法解決在後殖民處境之中,身為亞洲的「地方」沒有話語權力的狀態。亞洲新興經濟體,僅能透過強勢的資本(在新自由主義邏輯下剝削勞方的所得)來作為對抗後殖民的武器(光州雙年展自身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對於資本已經喪失,但在情感上和歷史狀態的現實中,僅能選擇「地方」作為路徑的台灣來說,我們也只能繼續焦慮下去。

路徑06 / 「亞洲」作為一個現代生活區域的實體

  來自印尼的愛莉亞.斯瓦斯蒂卡(Alia Swastika)和瓦姍一樣,同樣出生於1980年,成為本屆光州雙年展最年輕的兩位策展人之一。愛莉亞所代表的世代似乎展現了和其他策展人所不同的特質。這個嶄新的世代似乎少了不少因為後殖民或歷史處境所引起的焦慮,但卻多了幾份的自信和務實態度。這個態度來自於生活方式的轉變,對於80年代之後出生的年輕藝術工作者而言,對於亞洲的存在感並非來自於歷史或傳統的幽魂,也非國族、殖民、全球化資本所造成的衝突。透過網路、流行文化和廉價航空,亞洲形成一個實存的生活圈。或許會有讀者認為在數位網路技術以及航空的普及化之下,全球早晚會成為一個共同生活圈(地球村)。然而這必然會來到的未來並無法完整反映當下的處境,交通技術依舊尚未完全克服距離。從東亞飛到南美洲所需的交通花費以及時程,依舊無法將兩地連結成完整的生活區域;這些現實的外在條件依舊將全球的生活區域區隔開來。縱使資本的流通已經打造了跨大洲的市場跟消費生產機制,但是藝術生產依舊牽涉到個體主觀經驗,個體的旅行能力及生活範圍/方式,定義了個體的文化想像模型以及文化生產機制。

  然而愛莉亞所崇尚的「移動性」,似乎也透露了塑造亞洲藝術過程中所需要的高速/頻繁移動能力,雖然比起留學或長住歐美的經濟門檻來的低,但是依舊畫分出了一道界線。在這道界線之內,擁有英語或多國語言能力(通常這也暗示了一定的經濟能力或家庭背景)以及一定經濟基礎的藝文工作者,才能擁有魔法般的移動能力,進行主觀經驗上的亞洲區域建構。但可想而知的,這條界線也勢必會隨著未來政經和文化結構的轉變而逐漸擴大。

結語

  本文企圖透過本屆光州雙年展的架構(六個來自不同國家、教育背景、擁有不同信念的「亞洲」策展人)來導引出討論亞洲的六個可能性。在全球化論述和反新自由主義輪番上陣的台灣藝壇,「亞洲」或「亞洲」共通性的討論是頗不受歡迎的論調。原因也確實來自於針對亞洲的討論很容易淪為單純的國族主義(參考路徑01),或是引發一味的反西方情節。另外,即便操作亞洲藝術脫離西方論述、建立主體性的個人或團體多麼的憤慨,我們也不能忽略亞洲本身能成為「既定事實」(de facto reality),其緣由來自於西方的觀看。透過西方策展人獵奇式的搜羅,亞洲當代藝術才在西方的展場中獲得一席之地。各國的作品以各自的奇觀加以呈現:中國呈現巨大的形體、令人摸不透的漢字和已經無人理會的共黨文化;菲律賓呈現馬尼拉街頭的犯罪奇觀;印度有數不盡的社會問題和宗教傳統可以被展示;日本最好的題材莫過於動漫及色情,或是兩者兼具。實際上,亞洲人也是共同塑造亞洲想像的最佳夥伴。強勢的收藏基金用來投入被西方認可的異國情調,而在亞洲最具權威性的美術館、雙年展,也熱衷於重現亞洲自身的奇觀。

  然而在如此諸多的困難之中,為何我們還必須要執著於討論意見分歧龐雜的「亞洲」?台灣對於當代藝術的想像因為族群政治的脈絡,以及無法進入國際的嚴重焦慮,造成「國際」(通常指稱西方、或是由西方建構出來的消費文明、網路文明及其所造成的全球普同性)和「地方」(Local)成為在論述上極端對立的兩個端點。之前隨新書來台訪問的新加坡策展人李永財(Lee Weng Choy)就明確表示討論「亞洲」的目的並非企圖取代「全球」或「地方」,而是企圖成為聯結兩者之間的中介層級,我們不能忽略在「全球」或「地方」之外,還存在著「區域」(regional)層級。實際上,這個「區域」的普同性自然不能跟地理區域劃上等號,但是「區域」卻可以很彈性的以各種尺度存在於論述之中。舉例來說,雖然台灣島嶼上族群和生活方式紛雜,但我們卻習慣於、或妥協於想像整個島嶼具有同一的主體性,這就是「區域」性格的特質。同樣的,我們可以拓展各種「區域」的尺度,從受儒教傳統影響的「區域」、受南島文化影響的「區域」到當代人員經貿往來密切的「區域」等等。從這些不同的「區域」討論之中,我們釐清了「地方」和地理鄰近區域的脈絡,我們也得以找到「地方」和「全球」之間的聯結。

  也因此,筆者的淺見認為針對「亞洲」的討論,其重要性在於釐清從台灣作為地方主體到全球這段光譜之中,我們還需要補足的歷史脈絡或藝術敘述為何。透過這樣的工作,我們才有可能了解到台灣藝術在歷史脈絡和全球藝術版圖下的位置。這工作不見得可以讓缺乏奇觀經驗的台灣藝術進入到西方的展示平台之中,但至少可以讓我們願意更務實的去發展其他相對權力對等的對話平台。否則我們只會永遠沉淪在無法進入西方藝術史敘述的焦慮之中,並且讓這個焦慮成為阻礙自身探索和自身發展的魔咒。

【已發表】光州雙年展:從「圓桌」看塑造「亞洲」的六條路徑 I

Writer's note: 本文已發表於2012年十一月份之《數位荒原》線上誌,由於同樣是網路平台發表之文章,故在此不附上圖片;可參考下方原文聯結,前往原文刊載處。本文寫作之目的並非討論2012年光州雙年展的內容,而是該年度的六位亞洲女性策展人,剛好各自代表了一種處理、觀看或詮釋亞洲藝術的策展路徑;這六條路徑除了代表各有優缺點的策展策略之外,其實也顯現了亞洲藝術工作者的六種政治選擇和精神狀態。

原文出處:http://etat-heath.blogspot.com/2012/11/2012-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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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圓桌」看塑造「亞洲」的六條路徑

文 / 高森信男

引子

  2012光州雙年展「圓桌」(ROUNDTABLE)在九月初浩浩蕩蕩的開幕了,六個「亞洲」女性策展人的策展模式跟其成果,跟前幾屆如同明星般的「國際級」策展人相比,自然在各界引起了正負兩極差異極大的評論。但本文的目的並非介紹本屆(第九屆)光州雙年展的策展理念跟作品 (註1),也不是要對其獨特的策展工作方法進行批判。而是要透過六位策展人公開的對談記錄 (註2),來討論這六個人各自因為其個人成長背景、國籍、文化、世代以及信念的不同,產生了六個針對亞洲截然不同的觀看方式。這六個觀看方式不僅代表六個策展人的個人觀點,背後也影射了六種對於「亞洲」這個概念,完全不同的知識認知體系、及其伴隨而生的文化生產模式。

路徑01 / 以異國名詞來招喚「亞洲文化」

  在本屆光州雙年展之中,來自日本森美術館的首席策展人片岡真實(Mami Kataoka)透過諸如「太極」及「五行」等東方宗教/哲學名詞,來企圖對於正在發生的「當代藝術場景」(contemporary art scene):這個建構在西方現代性基礎之上的文化產物進行詮釋。這樣的操作模式似乎在亞洲的現代藝術中起源極早;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諸國(冷戰架構中屬於「自由陣營」的這一方),在60至70年代就發現,透過亞洲傳統語彙的包裝(「禪」就是一個常見的流行詞彙),可以讓亞洲各國的現代藝術作品在西方的雙年展制度中佔有一席之地,作為展場中充滿異國情調的裝飾品。90年代之後,亞洲透過了經濟的發展企圖開始建構文化上的自信,這樣的語彙使用方式很自然的就從各自所屬的國族想像中轉借過來,建構一個更巨大、但也更空泛的「亞洲認同」。

  這類詞彙的使用,伴隨著亞洲藝術主體性的發展一路成長;而且使用此種路徑的論述往往和作品本身,以及當代的社會處境沒有直接的關聯,僅是透過詞語上的挪用營造印象鮮明的效果。也因此,在討論亞洲藝術的建構時,會很容易讓人直覺的想像亞洲主體性的建構僅僅是民族主義的變體。事實上,這樣的語言使用也確實和民族主義式的論述邏輯很接近。舉例來說,在日本當代藝術已經被高度孤立的今天,片岡真實還認為日本一直扮演著亞洲跟「西方」的文化媒介(就像是中國和印度在今天還透過塑造亞州主體性的名號,奢求搶奪亞洲文化宗主權一樣荒謬)。片岡真實也跳過了眼前的現實,透過「五行」、「八卦」的概念來形容多位策展人的合作關係。然而事實上,會議桌上的諸位策展人們,是在西方塑造個體性的教育背景中成長的優秀「競爭者」,完全不可能使用儒教倫理的模式來達到良好的「調合」狀態。

路徑02 / 透過西方的文化觀和方法學,重新批判「亞洲」

  中國策展人盧迎華雖然來自儒教和道教傳統的發源國,但她選擇直接忽略掉「陰陽五行」的概念,完美的詮釋了西方教育體系的個體塑造特質。不過盧迎華的方法學也確實創造了一些空間出來:她使用了西方個體性的價值觀重新省視亞洲的傳統(她所討論的多數僅是中國的傳統)。這種討論的模式破除了民族主義的框架,並且透過對於個體性的強調,釋放出更強大的多元能量。讓被儒教倫理以及國族主義壓的喘不過氣的個體得以驚醒,透過個人尺度的文化塑造形成一種新的社會體制跟文化想像。然而這種論述邏輯又很容易陷入對於亞洲傳統和社會現實的否定態度,最後的成果只是告知我們應該前往「西方」樂土取經、甚至安居樂業。亞洲多數國家現存的藝術機構/體制和討論會中,多數策展人自身經歷過的「脫亞入歐」處境一樣:透過西方方法學和觀看角度的引進,促進了現代藝術在亞洲更深入的發展,也提供了有效的批判方法。透過這一套依據歐美社會和文化標準的批判邏輯,我們得以對自身的社會和藝術體制進行批判和剖析。透過這個方法,我們了解了自身的不足。但也因為如此,亞洲再也不是應許之地。傳統文化的招喚以及胡亂橋接,至少提供了一個可供自我安慰的想像空間。採取西方標準的自我批判方法,卻讓我們不知道亞洲的未來該往何處而去(也因此,放棄亞洲,移往他方是對個體而言最好的選擇)。

路徑03 / 後殖民、階級、第三世界、文化批判、以及對「亞洲」的否認

  印度策展人萳西.阿達扎尼雅(Nancy Adajania)在這場「圓桌」討論會中,企圖要以後殖民理論,以及使用「萬隆會議」(Bandung Conference)以降,以印度政治精英以及知識界所嘗試建構的「第三世界」文化政策來主導討論的走向。理論上,類似的討論在今日的歐美藝術圈蔚為風潮。原本就附庸於資本階級的藝術(fine arts)突然間對挑戰資本主義跟新自由主義充滿興趣。藝術家們也開始成為運動者(activists),以文化研究為綱,把運動會場的旗幟跟宣傳品帶入美術館展示,彷彿在為注定破滅的壯舉留下一點骨骸。在這種風潮之下,來自南亞和拉美,以後殖民和反資本主義為論述的作品,自然的在歐美藝壇中有了一個位置。一方面企圖彰顯運動者的全球連線網絡,另外一方面也為觀眾展示難以置信的奇觀。「第三世界」無法解決的勞力剝削、性別、環境、階級、政治議題,都被放置在美術館或雙年展中任由觀眾冷眼旁觀(或成為引起媒體版面重視的有效手段)。

  然而,阿達扎尼雅在「圓桌」上的努力似乎失敗了。現場就有人表示後殖民和「第三世界」的文化生產邏輯不見得適用全體亞洲。尤其以日本的主觀立場來看,日本從未經歷過長期的殖民狀態,也從未進入到第三世界的處境之中。想要以這方法學來套用亞洲全體是有問題的。因此,阿達扎尼雅所引發的討論最後以「亞洲各地域找不到真正的文化或社會處境的共通性」來做為結論。這個結論其實是有趣的,因為在某個層面上它也連結到了阿達扎尼雅個人在會議記錄中所表達的焦慮:她個人對於本屆光州雙年展策展人的設計,會輕易的淪落到「亞洲的」、「女性的」等論述感到憂心重重。阿達扎尼雅對於勢必會出現的標籤感到憂慮和憤怒,她似乎無法接受自己以身為某種充滿異國情調的客體被再現。當藝術工作者身陷後殖民論述的壕溝戰之中,似乎在心理層次引發了某種更深層的自卑感。我們竟然開始厭惡正視自身的生理性別和出生地這些客觀現實,這條路徑替這些中性的外在條件塗抹上了不詳的色彩。因為正是亞洲身為「亞洲」的事實,阻礙了我們和想像中的「世界」,更進一步進行政治性和文化性的整合。

註解:
1、如果讀者對本屆光州雙年展的報導本身有興趣,台灣方面的報導資料可參閱《今藝術》10月份(No. 241)由馬唯中所撰寫的〈圓桌、個體、小人物的歷史:第九屆光州雙年展〉。或是筆者於《藝術家》11月份(No. 450)撰寫的〈2012光州雙年展「圓桌」:複數陰性的歷史書寫〉。
2、“Roundtable on “Roundtable””, Roundtable: Gwangju Biennale 2012

2014年9月13日 星期六

【已發表】2012光州雙年展「圓桌」:複數陰性的歷史書寫

Writer's note: 本文已發表於2012年十一月份之《藝術家雜誌》雜誌(No. 450),頁271-277。為一篇較為中規中矩的展覽介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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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光州雙年展「圓桌」:複數陰性的歷史書寫

文/高森信男

光州雙年展主展場外觀

光州雙年展展覽現場


  在亞洲擁有悠久傳統的光州雙年展於本屆的策展策略佈局上引起了全球藝壇的注目,前兩屆光州雙年展透過邀請明星級的西方策展人而聞名於世。然而在2012年,本屆的「圓桌」一反其道,邀請了6位來自亞洲不同地域的女性策展人來進行共同策展的工作。這六位策展人分別是來自印度的萳西.阿達扎尼雅(Nancy Adajania)、來自卡達杜哈的阿拉伯現代藝術美術館(Mathaf,Arab Museum of Modern Art)的策展人瓦姍.阿爾-庫戴立(Wassan Al Khudhairi)、日本森美術館首席策展人片岡真實(Mami Kataoka)、來自韓國的金宣廷(Sunjung Kim)、來自中國的盧迎華(Carol Yinghua Lu)以及來自印尼的愛莉亞.斯瓦斯蒂卡(Alia Swastika)。這六位策展人除了來自於截然不同的地域、背景之外,雖然其中有經驗豐富的年長策展人,如瓦姍和愛莉亞皆出生於1980年,為六人中最年輕者。因此該策展團隊的組成,同時也是一個跨世代的實驗。

利可利特.提拉凡尼哈 《無題2012(我們至少應該再嘗試想像未來一遍)(記念Julius Koller)》鏡面不銹鋼 108*60*30英吋*14組 2012
利可利特.提拉凡尼哈 《無題2012(我們至少應該再嘗試想像未來一遍)(記念Julius Koller)》鏡面不銹鋼 108*60*30英吋*14組 2012
徐道濩 《拓印計劃2-光州劇院的企業住屋》(Rubbing Project II – Company Housing of Gwangju Theater) 複合媒材 2012

徐道濩 《在此之間飯店》 複合媒材 2012

全球藝壇拭目以待的策展實驗室

  國際藝壇普遍都對這次的合作感到好奇,因為這次採取史無前例的多策展人合作方案。接受訪問的印尼策展人愛莉亞表示,這次的合作的確在一開始就充滿了困難,所有人的教育養成背景,乃至於對政治、藝術的信念皆南轅北轍。然而這正是「圓桌」的精神,六位策展人以學習傾聽彼此的話語,了解彼此了差異,來取代爭奪主導權,最後本屆的光州雙年展還是成功的達成任務。策展人愛莉亞表示:「我覺得本次的實驗已經超越了策展本身,本屆光州雙年展甚至成為可以向當代展覽生產提問的大問句。同時我們也開始挑戰參與雙年展的藝術家們,要求他們開始學習和其他創作者合作,因為如果連我們都可以合作,其他藝術家為什麼不行?」然而本次的多策展人規劃方式,卻也容易讓人誤認為本次的雙年展嘗試要去建構單一的「亞洲」主體性。六位策展人在合作的初期就意識到了把展覽導引至「亞洲性」的危險性,這種導引會讓展覽附庸於亞洲民族主義,並且會使作品論述流於單一。六位策展人也在合作的過程中發現彼此之間的差異之大,已經使展覽不可能再用傳統單一策展人或單一論述的觀點來強加在近百位藝術家及作品身上。因此到了最後,六位策展人分別提出六套子主題及六份論述如下:阿達扎尼雅提出了「集體登錄和退出」(Logging In and Out of Collectivity),從印度學派的後殖民論述的脈絡出發,連結到藝術家及群眾意識如何在歷史時間點中驟然出現;瓦姍提出較為白話但卻對中東文化論述來說極為重要的題目,「重新思考歷史」(Re-Visiting Histories);片岡真實則企圖用「臨時聚會」(Transient Encounters)來討論雙年展本身,並採用了佛教和東亞傳統文化的敘述概念來論述這次的多策展人合作機制;金善正則著眼於光州城市本身的歷史,以及光州民主運動這件和雙年展創立息息相關的歷史事件,依此提出「親近性、自律性、匿名性」(Intimacy, Autonomy and Anonymity)。金善正的策略也矯正了雙年展長期以來被詬病之處,也就是雙年展置身於光州該城的歷史脈絡之外;盧迎華則是透過「向個人經驗回歸」(Back to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這子題來想像集體國族主義瓦解之後的中國、乃至全球的未來可能性;最後,愛莉亞則透過「靈活性對時空的影響」(Impact of Mobility on Space and Time),來為亞洲新興國家新世代的精神狀態,以及全球化和地域之間的文化角力作了個註腳。

法依夏爾.巴格利薛 《聖諭計劃》(The Massage Project) 錄像 185分鐘 2010
西京人 《歡迎來到西京:西京入出境服務》(Welcome to Xijing: Xijing Immigration Services) 複合媒材 2012


雙重陰性書寫

  這六個子題的定義並不代表光州雙年展成為六個分離的平行展覽,六位策展人僅是放棄、背叛父權式的單一書寫邏輯,並且認清要建立單一論述的不可能性。六位策展人從未放棄透過合作來發展論述:她們透過了各自的論述體系去創造一種更開闊的合作空間,並且讓作品得以有多重的詮釋面向。事實上,來自不同子主題的作品在展場中交叉呈現,最後形成了一個複雜的整體,忠實的呈現了亞洲的多元敘述模式。雖然透過現有的會議記錄,可以看到包括萳西等人在內,部份較為年長的策展人無法接受這個展覽勢必將會透過媒體及觀眾,把「亞洲」和「女性」兩個標籤加諸在六位策展人身上。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當我們得以撇開東方主義式的觀看所造成的自我否認情結之後,這個現實身分和策展策略具題的呈現在展覽的結果之上:「圓桌」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對話模式和藝術書寫經驗;這個經驗是奠定在「亞洲」和「女性」兩個雙重陰性的基礎之上。在這樣的複數陰性書寫之中,地方性和全球經驗直接連結;歷史得以被放諸在私密的情感之中,使我們得以窺看歷史的真貌;而藝術則成為歷史、傷痛、想像、個人、敘述之間的黏著劑。透過這個黏著過程,我們發現了記錄和聆聽敘述本身所能產生的力量,以及透過多元敘述所交織而成的討論,遠勝過單一父親的教誨。

波克隆.阿納丁 《無題(居處)-你看起來好多了》 數位輸出 2012
下道基行 《torii》(局部) 複合媒材 2006-2012
李正祿 《全球地方化景點》(Glocal Site) C Print 每張30*40公分 2006-2012


展覽作為奇觀/回應荒謬的現實

  在光州雙年展的展出作品本身,有許多值得關注的作品。在特地為雙年展而搭建的展覽館之外,阿根廷藝術家利可利特.提拉凡尼哈(Rirkrit Tiravanija)的作品《無題2012(我們至少應該再嘗試想像未來一遍)(記念Julius Koller)》(Untitled 2012)在主展館前面,透過擺設14個鏡面不銹鋼材質的乒乓球桌成為了全場的焦點。藝術家表示,透過民眾在桌上對乒乓球運動的實際參與,象徵了被冷戰結構所分割的南北韓。聞名國際的南韓建築家兼藝術家徐道濩(Do Ho Suh)在本屆雙年展則是提出了《在此之間飯店》(In Between Hotel)一作,將一輛小貨車改造成可供民眾住宿用的飯店,每晚停泊在光州城內的不同角落。在主展館內,作品並沒有特別偏重哪種特定媒材。包括繪畫、裝置、攝影、文件、錄像等媒材在內的作品,以量化統計來說,數量跟所佔空間皆很平均。來自阿爾及利亞的法依夏爾.巴格利薛(Fayçal Baghriche)以特殊的手法來介入一個獨特的文本,1977年由導演穆斯塔法.阿卡德(Moustapha Akkad)所拍攝的伊斯蘭教史詩電影《聖諭》(The Massenge)總共拍攝兩個版本,一個版本使用阿拉伯世界的演員以阿拉伯語演出,另一個版本則以美國演員以英語演出,但兩個版本的分鏡、表演、乃至道具細節階如出一轍。法依夏爾將這兩個版本天衣無縫的剪接成他的作品:語言跟演員如同夢境般的自由轉換跳躍,創造了一個豐富的辯證空間。中國藝術家陳邵雄、南韓藝術家金泓錫(Gimhongsok)以及日本藝術家小澤剛(Tsuyoshi Ozawa),則是放棄各自的高知名度背景來實踐合作的精神。他們組織了一個藝術團體「西京人」(Xijing Men)來呈現一個虛擬國度:「西京國」。在展場中,三位藝術家透過了各類的媒材來昭告天下入境「西京國」的條件,藉此暗諷亞洲社會及現代國家的荒謬。菲律賓藝術家波克隆.阿納丁(Poklong Anading)則是採取現地創作的策略。他在光州駐村期間,先取得在大仁市場(Daein Market)活動的中年婦女的信任,接著藝術家使用他過去計劃所設計出來的圖案來替這些婦女進行指甲彩繪活動。這組攝影作品《無題(居處)-你看起來好多了》(Untitled(Dwelling)- You Look Better)也揭示了一個現實:這些婦女在嫁為人妻之後,再也沒有注意過、或彩繪過她們的指甲。

葉博欽.梅帝別可夫 《古佳泰(阿富汗時尚與興都庫什的四季)》(Guljatai(Afghan Fashion and Season Gindukush)) 複合媒材 2012 「古佳泰」是蘇聯時期一部電影的女主角名

涂維政 《城市的影像多寶閣:字花台-光州》 複合媒材2012


收集影像/影像機器

  曾經在台灣鳳甲美術館展出,由下道基行(Motoyuki Shitamichi)所創作的《torii》,呈現出日本在戰敗後,留在海外各處的鳥居被任憑荒廢或是移作他用,位於台中和金瓜石的鳥居殘跡也因此在光州雙年展中呈現出來。南韓藝術家李正祿(Jeonglok Lee)同樣以攝影作為媒介來進行田調式的影像採集任務。光州出身的李正祿踏查了當初在70年代軍事獨裁政權時期所建造的樣板農舍,然而這些樣板農舍卻在民主化之後的今日,透過家家戶戶的需求、創意和個性,呈現了性格和外觀各異的樣貌。哈薩克藝術家葉博欽.梅帝別可夫(Yerbossyn Meldibekov)則是同時使用了裝置和紀實攝影的手法,來呈現了阿富汗女性在蘇聯統治時期及其前後的穿著、生活和精神狀態上的改變,正好和李正祿的歷史敘事進展軌跡成了一個極大的對比。阿富汗的女性穿著和生活,是一段從解放、個體性,邁向極體制約的歷史過程。本屆雙年展唯一一位台灣藝術家,涂維政的作品《城市的影像多寶閣:字花台-光州》則是在展場現場廣受當地參觀民眾的喜愛,除了「影像機器」本身所散發出來的視覺魅力之外,該作品成功之處在於涂維政選擇了一個謙卑卻深入的態度,切入「光州事件」的核心。歷史事件的暴力和大敘述(great narrative)被去除,留下來當事人的敘述及面孔,以身為人類的事實及其人性光輝,被精心的「收藏」在涂維政的「多寶閣」之內。

  而本屆最特別的「藝術家」,莫過於高齡86歲,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教的藝術史學教授詹姆士.卡契爾(James Cahill)。透過策展人盧迎華的邀約,他把長期累積下來,一系列針對中國古典繪畫,具備獨到見解的教材,轉化為在展場展出的作品,呈現出以西方個體性概念來分析東亞傳統的可能性。另一個獨特的例子,則是巴基斯坦藝術家拉希德.阿拉因(Rasheed Araeen)展出了他自1987年開始創辦的刊物《第三文件》(Third Text)。該刊物邀請「非白人」作者,企圖以第三世界的觀點對藝術及文化進行諸多批判。在光州雙年展現場展出了歷年來近百期的雜誌,展現了拉希德20多年來在對抗歐洲主流文化宰制上的文字和出版耕耘。

  在錄像藝術及電影方面,本屆出現不少出色作品。中國導演呂樂較不為人知的早期作品《小說》在雙年展中被再度放映,該電影的影像在文學教授的研討會和一對久未重逢的戀人間來回穿插,在強烈的後現代敘事手法及地域風格間遊蕩。南韓作品《世界末日》(EL FIN DEL MUNDO),由文敬媛(Moon Kyungwon)和全浚皓(Jeon Joonho)所創作,透過高超的電影技術呈現出迷人的超現實氣氛。埃及藝術家輝爾.夏奇(Wael Shawky)透過大規模的人力動員,在沙漠中複製重現近代史場景,影像本身即呈現出強烈的辯證性。而西巴爾幹複雜又壓抑的民族處境,則在賽拉.卡梅瑞奇(Sejla Kameric)的電影作品,《1395個沒有紅色的日子》(1395 Days Without Red)中呈現出來。

詹姆士.卡契爾 《純粹飄渺的觀點:視覺化早期中國風景畫》(A Pure and Remote View: Visualizing Earl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錄像 半小時*39部 2011
拉希德.阿拉因 《光州閱讀室》(The Reading Room, Gwangju) 文件裝置 2012
文敬媛、全浚皓 《世界末日》 HD畫質雙頻道錄像 13’45” 2012/10/5


困境和尾聲

  整體來說,本屆光州雙年展的作品多數十分出色。然而主展館本身長期被詬病展場缺乏特色,甚至有類似世貿或藝術博覽會的空間特質(但這問題每屆皆有透過尋求其他衛星空間來減緩,幾乎所有的觀眾都認定本屆在無覺寺的展覽空間最為出色)。除此之外,本屆雙年展有許多互動或參與性的作品,但是卻在預展結束之後封閉許多原本可以提供觀眾進入的作品空間。而在平日參觀時,許多需要多人參與的作品也因為參觀人數不足而乏人問津。作品在預展結束之後被許多不同規格的圍籬、標線所圍困,造成嚴重的視覺干擾。這些問題都凸顯了展覽管理層面仍待改進,而且也暴露了管理單位嘗試區隔「專業觀眾」和「一般觀眾」的企圖,幾乎抹除了許多藝術家和策展人的重要意圖。對於論述亞洲、和創造亞洲新敘述的嘗試,最後卻在傳統東亞式的工作倫理(區分觀眾階級、以保守的管理手法企圖掌控展覽現場)中擱淺。

  然而,2012年的光州雙年展在論述生產和策展方法學上的成就仍舊是無與倫比的。「圓桌」並不打算透過西方理論的引介來創造出西方品牌式/明星化策展理論(策展人)的平行複製,但「圓桌」也從未想要創造另外一個參雜著國族主義的父權式亞洲論述來與之對抗。相反的,「圓桌」採取完全不同的路徑來達到一個多元對話的結構體。「圓桌」利用了亞洲、乃至於全球各地域的歷史經驗和個人故事來建構一個得以對話的實體,展覽的理論建構權力被解放至每個作品之中,成為了一種由下而上的集體聲響。「圓桌」的企圖正是要透過這種真正民主式的藝術書寫模式,才得以釐清。即便實施於現場,落實於現實時仍有諸多需要改善之處。我們卻無法否認,2012光州雙年展「圓桌」,已經替下個世代的策展方法學,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

呂樂 《小說》 電影 84分鐘 1999
輝爾.夏奇 《Telematch Sadat》 錄像 約10分鐘 2007

賽拉.卡梅瑞奇 《1395個沒有紅色的日子》 HD畫質錄像 63分鐘 2011

2014年9月12日 星期五

【已發表】藝術作為歷史的交匯點:馬來西亞當代藝術觀察

Writer's note: This article already issued in “Artist Magazine”(August 2012, No.447) by Mandarin. 本文已發表於2012年八月份之《藝術家雜誌》雜誌(No. 447),頁298-301。寫於從馬尼拉回國之後,在回國之後又花了一些功夫進行訪談和資料蒐集研究的工作,當初規劃要依據東南亞國別逐一寫完這種綜論式的介紹報告,可惜最後只完成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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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作為歷史的交匯點:馬來西亞當代藝術觀察

文 / 高森信男

  長期以來,台灣和馬來西亞透過了馬華族群,有了很緊密的關係。除了大批的馬華留學生分散在台灣的各大校園之中,台灣的流行文化也透過了這層臍帶關係散佈到了馬來西亞。在90年代以前,馬華族群及台灣的臍帶,將台灣於90年代以前的文學、藝術觀念源源不絕的輸送到了馬來西亞的土地上滋生。然而隨著近20年來中國影響力的崛起,台灣藝術觀念及訊息的向外輸出已經硬生生的被更為強勢的中國當代藝術所斬斷。時至今日,即便民間的交流如此的密切,台灣觀眾對於馬來西亞藝術仍舊是缺乏接觸的機會,相關的資訊也缺乏完整的引介。

  台灣觀眾上一次對馬來西亞當代藝術較具標竿性的接觸,是來自於2008年的台北雙年展。當年台北雙年展邀請了馬來西亞在國際間最具代表性的當代藝術家:黃海昌(Wong Hoy-Cheong)來參與該次雙年展。並且將他的作品〈馬來西亞女傭〉(Maid in Malaysia Series),安排於台北捷運忠孝新生站月台旁的廣告光箱上展示。該作品描述了印、菲女傭於馬來西亞中產階級家庭中的超現實式處境。然而不應該因為這件作品,就誤以為馬來西亞是由單一、龐大、且同質的亞洲式中產階級所構成的社會實體。事實上,馬來西亞的當代社會是一個高度複雜的結構體。它透過了不同族群的歷史敘述邏輯,以及不同階級的政治訴求,構成了一個充滿熱帶風情的魔術方塊。也因此,如果想要透過藝術品來了解馬來西亞的社會及文化,必須先意識到把玩這個魔術方塊的藝術家,想要給你看到哪些片斷所構成的視角。

顏振利(Gan Chin-Lee)、〈前往2020年宏願的道路〉(The Road to Wawasan 2020)、2012、油彩畫布、152.5 x 152.5 cm x 2件(copyright: vwfa KL)

  在政治的層面上,馬來西亞的確對於邁向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未來充滿了想像的熱忱。前首相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在1991年時提出了「2020年宏願」(Wawasan 2020),強調要加速推動馬來西亞於2020年時成為已開發國家。然而這20年來卻步履蹣跚,伊斯蘭教義的價值觀,不時被政客拿來攪動馬來西亞國內族群間的矛盾情緒。所謂的開發過程,也成為了國營事業及跨國資金間的競爭遊戲。藝術家顏振利(Gan Chin-Lee)便以〈前往2020年宏願的道路〉(The Road to Wawasan 2020)為題進行發揮,描繪充斥於馬來西亞街頭的外籍移工,藉以暗喻這個現象背後所代表的政治經濟變遷。藝術家同時將自身身影也置入畫中,企圖將自身也作為移民後代的身份,帶入作品的敘事結構中去進行辯證。顏振利同時也創作一系列的「飯後」繪畫,描述不同族群、世代的馬來西亞人,在嘛嘛檔(mamak stall)及咖啡店用完餐之後,展現出一種極度匱乏及空虛的精神狀態。藝術家於受訪時表示:「我早期的創作,多數著力刻畫處在政治冷感中的年輕人,他們找不到未來的方向,除了吃吃喝喝的問題(生存問題)以外,似乎沒有更好的課題可以被廣泛討論。」

蘇西.蘇萊曼(Shooshie Sulaiman)、〈在阿嘉小店背後的蘇萊曼家屋〉(House of Sulaiman Behind Ah Guat's Shop)、2011、複合媒材(copyright: Shooshie Sulaiman)

東古.薩布里.東古.伊伯拉罕(Tengku Sabri Tengku Ibrahim)和馬祖拉.阿布都.拉曼(Mastura Abdul Rahman)的雕塑作品〈魚頭〉(Fish Head)在CAIS計劃中,於中學校園內展出(copyright: RAP)
RAP主動積極的介入地方社區,讓藝術活動深耕基層(copyright: RAP)

  在這些歷史及當代社會的現實結構下,馬來西亞當代藝術很自然的就被切割成「族群」與「政治」兩個主要的討論區塊。然而這樣的評論邏輯往往過度簡化,甚至在觀點上也會造成偏頗。蘇西.蘇萊曼(Shooshie Sulaiman)在2007年成為了第一位進入卡賽爾文件展(Documenta 12)的馬來西亞藝術家。然而當時的西方藝評及藝術記者的評論卻多半圍繞著馬來西亞的「族群」情境來借題發揮,實際上已經遠離了藝術家的創作邏輯。蘇西在2011年的新加坡雙年展中展出了一組大型作品〈在阿嘉小店背後的蘇萊曼家屋〉(House of Sulaiman Behind Ah Guat's Shop)。藝術家在展場中建造了多重空間,重建了對藝術家的記憶來說極為重要的兩棟建築物。觀眾在步入蘇西的「家屋」之後,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素描、拼貼畫所構成的複雜經驗。這些經驗是為了去重新建構對於父親及好友阿嘉(Ah Guat)的記憶。
12 Art Space於2007年舉辦阿馬德.法德.奧斯曼(Ahmad Fuad Osman)的個展「錯位」(Dislocated)
(copyright: 12 Art Space)

  蘇西在2007年主導成立了「12 Art Space」。12 Art Space採用了一種更為自由的策展方式,他們不把檔期排滿,而是將展覽內容規劃明確後再進行執行,因此創立至今的展覽數量並不算豐富。另外12 Art Space也拋棄了以固定展覽空間為主體的思維。該「空間」的第一檔展覽:藝術家阿馬德.法德.奧斯曼(Ahmad Fuad Osman)的個展「錯位」(Dislocated),就於吉隆坡的百貨公司「City Square Centre」中正要整修成美食街的樓層進行展出。相較之下,12 Art Space的「空間」則並非全然作為展示的用途,蘇西企圖將該空間置入於老舊社區之中,進行和社區間的互動。非空間經營導向的藝術團體型態似乎可以說是馬來西亞當代藝術的特色,這個特色加深了馬來西亞當代藝術對社區、族群、乃至政治活動上整合的潛力。「RAP」(Rumah Air Panas)是馬來西亞另外一個重要的藝術團體。RAP也是拋棄特定的空間經營模式,轉而以豐富多元的模式來推動當代藝術的發展。該團體嘗試透過較多的講座、教育活動及評論的資源去進行多元的推廣。2008年由RAP的策展人,葉紹斌(Yap Sau Bin)等人所策劃的CAIS(Contemporary Art In School)計劃就非常的精彩。策展人將馬來西亞許多重要的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引入吉隆坡的史帖拉.莫理斯中學(Stella Maris Secondary School)的校園中。從雕塑、裝置到數位影像,各種媒材的作品自由的進駐到校園中,和學生自由的進行互動。可惜的是,這些有趣且大膽的案例也常礙於經費,無法成為永久性的活動。
傑萊尼.阿布.哈珊(Jalaini Abu Hassan)、〈坐著的巴丹〉(Badang Bersidang)、2012、壓克力畫布、213.5 x 183 cm,該作品描述馬來族的神話英雄巴丹(copyright: vwfa KL)
  雖然馬來西亞不像新加坡有政府強勢的協助,但也許出於多元文化或地理位置等因素。馬來西亞民間自發的匯聚了一股力量,讓馬來西亞可以成為東南亞當代藝術的交流平台,並讓馬來西亞藝術工作者得以長期參與東南亞區域間的對話。民間畫廊VWFA(Valentine Willie Fine Art)就從吉隆坡開始起家,將觸角擴及新加坡、印尼日惹及菲律賓馬尼拉。透過策展人艾娃.麥加門(Eva McGovern)的領軍,讓馬來西亞的藝術家及策展人進入到東南亞區域性的市場架構中,主動的避免馬來西亞當代藝術在商業市場上,受到印尼、泰國、甚至中國的影響而邊緣化。由策展人楊秀明(Beverly Yong)等人所組成的藝術顧問團隊「Rogue Art」,也主動的建置了東南亞當代藝術的網路資源匯整平台「SEARCH」(Southeast Asian Art Resource Channel, www.search-art.asia)。從種種的跡象皆可看到,馬來西亞的藝術圈積極、且渴望在東南亞中站穩一定的發言權。甚至我們也可以預期到,馬來西亞在處理後殖民及全球化處境中的多元族群和政治議題,也將對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藝術圈有很大的參考和學習價值。
阿努瑞德拉.傑加德瓦(Anurendra Jegadeva)、〈移民祭壇〉(Migrant Altar)、2012、壓克力畫布及彩繪物件、137 x 122cm + 122 x 46cm x 2件(copyright: vwfa KL)
  當我們在討論馬來西亞當代藝術發展的族群特殊性時,必須要小心這個討論很容易就陷入只以馬來人或馬華為主體的兩條藝術史軸線,而忽略掉了印度裔馬來西亞人的脈絡(實際上這個族群多數是操坦米爾語(Tamil)的坦米爾裔)。然而也不得不說在現實的基礎上,由於印度裔移民的勞工背景,印度裔馬來西亞人的文學及藝術發展是在80、90年代之後才開始形成較為具體的發展。正如同蘇西對於自身家庭記憶的描繪,阿努瑞德拉.傑加德瓦(Anurendra Jegadeva)的作品〈移民祭壇〉(Migrant Altar)也企圖去反映印度裔移民的史觀。阿努瑞德拉透過一種近似於口述式家族史的模式,將歷史敘述轉譯為繪畫,企圖藉之填補印度裔馬來西亞人在馬來西亞文化史中的缺席狀態。這類透過家族記憶的方式所進行的族群議題討論,避免掉了「族群」作為政治語言的尖銳性,同時也為藝術家自身在歷史及記憶中找到了一個得以發揮、且同時得以和國內外觀眾對話的敘述方法。
饒祗豪(Yow Chee Hoe)、〈縫紉機〉(Sewing Machine)、2011、單版複刻、150 × 240cm(饒祗豪 提供)
  至於馬來西亞和台灣的當代藝術發展有何差異,不少受訪的馬來西亞藝術家皆表示台灣當代藝術有較多元的媒材發展,實驗性及觀念性的藝術也得以自由的發揮。然而相較於馬來西亞,卻似乎缺乏對於本土歷史、文化及政治上的討論。其實在台灣的藝術學院體制中,有不少的馬來西亞留學生(多數以馬華族群為主)正夾在這種矛盾之中。馬華留學生所習慣的本土(馬來西亞)文化討論題材在台灣的學院體制中難以找到共鳴。而往往在台灣的長期留學之後,又難以在回國之後,可以介入當地藝術圈的論述脈絡。但是這批留學生的努力成果還是充滿潛力的,如藝術家饒祗豪(Yow Chee Hoe)將雙親的縫紉工作記憶轉化為版畫作品。而藝術家林艾婷(Lim Ai Ting)的錄像作品,正是在這種雙重焦慮的精神狀態下,回到故鄉的叢林中漫遊並拍攝的。正如同馬來西亞藝術史的現代性開展,也是來自於第一代馬華留中畫家:這批畫家將後印象派技法使用於對熱帶家鄉的描繪。透過對真實地景及氣候的描繪,馬來西亞藝術從中建立了主體性和發展至今的基礎。而台灣勢必要去思考如何面對及回應馬來西亞當代藝術所提出的敘事方法學,乃至於重建兩地間曾經存在的文化臍帶關係。這條臍帶關係也將能協助台灣當代藝術,去正視所身處的後殖民處境和當代政治困境。

2014年9月6日 星期六

【已發表】西班牙殖民帝國之旅(下)從哥倫比亞、菲律賓到北台灣

Writer's note: 本文已發表於2012年七月份之《典藏投資》雜誌(No. 57),頁164-167。嘗試撰寫遊記,不過還是希望還是能帶出藝術方面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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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殖民帝國之旅(下)從哥倫比亞、菲律賓到北台灣

圖、文/高森信男

  2010年,我的中美洲之旅即將在瓜地馬拉的安地瓜(Antigua Guatemala)告一段落。當時漫步於安地瓜的主廣場旁時,不禁開始思索究竟西班牙統治下的美洲,其文化同質性會有多高?這個文化體竟然讓我從墨西哥城一路走來都不停的看到類似的都市設計紋理(以單一廣場為核心發散出去歐洲少見的方格式路網,而廣場旁總是配置全鎮最重要的教堂及政治中心)。我便是抱持著這樣的困惑,決定隔年再次造訪拉美時,讓旅程拉長到南美洲大陸去一探究竟。在2011年的旅程中,我從哥倫比亞的海岸區出發,在堅持只走陸路的情況下,花了超過一個月才到達秘魯的馬丘比丘(Machu Picchu)。越是旅行到距離西班牙本土越遠的地方,西班牙語的宰制性越是被重視,不論這個地方是炙熱的沼澤區域還是酷寒的高山。也就是說,在西班牙殖民版圖最為偏僻的角落,西班牙作為帝國的輪廓最為明顯。

卡塔赫納位於哥倫比亞海岸區,在西語文化圈中有獨特的文化風情


  克里奧人(Criollos)是指在美洲土生土長的西班牙人。克里奧人成為拉丁美洲的文化主幹,並且在拉美各國爭奪獨立之後,成為拉美階級政治的最高階層。有趣之處在於,在本土半島上水火不容的各個族群,到了新大陸之後都被同化成克里奧階級,並且開始接受西班牙語是共同的語言,發展出了獨特的美洲白人文化。西班牙語在新大陸因此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廣泛使用空間,透過克里奧人的文化建構,「西班牙」這個文化及語言的意象變的更加具體。對我個人而言,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就是操作這個語言的高手,馬奎斯那令人著迷的文字迫使我將哥倫比亞海岸區做為這趟旅程的起點。

孟波斯已經廢棄的港口建築,造訪該地彷彿進入了馬奎斯的小說世界

位於大沼澤區中的「鬼鎮」:孟波斯

《迷宮中的將軍》一書中所描寫的將軍:波利瓦爾的造訪記錄碑文

在孟波斯,時光是靜止的

  馬奎斯的小說常被定義為「魔幻寫實」風格,意思是透過超現實的描述手法來蘊藏寫實主義的內涵。然而當我抵達了哥倫比亞海岸區時,我開始對於這樣的定義感到懷疑。因為這些超現實的經驗,似乎就是海岸區生活的日常映射。海岸區文化融合了西班牙、美洲原住民及非裔移民的特色,同時具備了西班牙的嚴峻和加勒比海的慵懶。各色人種、獨特的口音以及40度的高溫讓海岸區自成一個獨立的文化圈。我選擇前往孟波斯(Santa Cruz de Mompox)探險,而不是前往會讓旅人失望的馬奎斯故鄉。孟波斯本來是哥倫比亞國內河運的要衝,但雖著路運及空運取代了河運之後,充滿古建築的孟波斯迅速的殞落,逐漸埋藏在傳奇的大沼澤區中。正如同馬奎斯的《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中所描繪的馬康多(Macondo)一般,逐步地走向滅亡。我決定在這城鎮被強風颳走前造訪它,但這一點也不是個簡單的任務。

  嘗試要抵達孟波斯的過程非常的艱困,首先要先從卡塔赫納(Cartagena)出發,搭乘半天危險的快車到達馬干奎(Magangué),從這邊轉搭交通船穿越沼澤區到達與世隔絕的沼澤島嶼。從渡船口和當地人共乘計程車穿越路況極差的跨島公路,途中除了好幾次差點撞上不斷衝出的動物(包括雞、火雞、犬、豬、山羊、馬),還經歷了一次在無人之境爆胎並嘗試修護車輛的狀況。在這艱鉅的旅程中,我終於抵達了孟波斯這個絕對可以稱呼為「鬼鎮」的地方。然而這座鬼鎮完全不會讓我失望,這邊真的是個尋找過去鬼魂的好地方。偷偷看著民宅內的祖先照片,往往望著出神,開始想像他們是怎樣穿越沼澤來到這個遺世獨立的地方,將這邊開墾成西班牙式的殖民城鎮。孟波斯依靠著馬格達萊納河(Río Magdalena),這個熱帶叢林的河流不停地以快速的水流將無限的植物及浮萍往下遊沖刷,跟孟波斯本身凝固的時間感形成了強烈落差。馬奎斯的小說《迷宮中的將軍》(El General en su Laberinto,1989)中所描繪的美洲獨立英雄波利瓦爾(Simón Bolívar)就是在穿越叢林大河,補抓鱷魚果腹之後,終於抵達了這座城市。

西班牙殖民藝術的瑰寶,圖為位於哥倫比亞波哥大的聖克拉拉教堂博物館(Museo Iglesia Santa Clara)
厄瓜多昆卡的宗教藝術展現出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在主祭壇上,真人等身大的仿真聖像被放置在仿如劇場般的壁畫前

摩爾式陽台成為了利馬的建築特色

  來自西班牙的殖民者、開拓者、及其後裔,伴隨著大量美洲原住民及非洲奴隸的勞力,在狹長的安地斯山脈上建造出了風格殊異的各色城市。他們把哥倫比亞的波帕揚(Popayán)、厄瓜多的基多(Quito)、昆卡(Cuenca)建造成一系列的「白色城市」。他們轉化了伊比利半島穆斯林的建築特色,成為了祕魯利馬(Lima)獨有的「摩爾式」陽台(Moorish balcony)。但最令人驚嘆的則是位於秘魯阿雷基帕(Arequipa)的聖卡塔利納修女院(Monasterio de Santa Catalina,1580-17世紀),這座修女院是座名符其實的「城中城」。中上階級人家的女兒被送到這座獨立且封閉的小城市中修練成為修女之路。在這座修女院除了空間上構成了都市的結構之外,每一條「小巷」都用西班牙的都市名稱來命名。

聖卡塔利納修女院其實是一座微型的都市空間

著名的印加遺跡:馬丘比丘

  在南美洲的旅程即將告一段落時,我意識到這趟西班牙殖民帝國之旅尚未如此輕易的結束。如果我要看清楚西班牙殖民世界的全貌,我必須要回到亞洲,重新去探索呂宋島、甚至是台灣島。呂宋島是個距離台灣僅僅只有2小時航空時程的地方(假如說我們可以從恆春出發前往呂宋島的北岸,那絕對是1小時不到的航程),但是從美洲的角度,菲律賓的位置實在是遠的不可思議。在西班牙殖民時代,由於印度洋海路的封鎖,西班牙人必須要從美洲直接穿越太平洋來到菲律賓。這趟旅程在僅有大帆船作為跨洲交通工具的時代,由於抵達時死亡率常常會達到3分之1而被稱為「死亡船班」。也因此,於美洲大路繁盛的克里奧文化不可能在菲律賓群島萌芽,有辦法居住於菲律賓的西裔人口少之又少。為了填補這個統治的空缺,西班牙人決定破天荒的讓麥士蒂索人(Mestizos)站在西班牙殖民社會的統治階級。這些麥士蒂索人除了是當地原住民和西班牙人的混血之外,西班牙人甚至也接受原住民和華人的混血後代成為麥士蒂索人。這些人被訓練成使用歐洲人的方式在濕熱的熱帶亞洲生活,甚至開始將西班牙語做為日常的母語。

馬尼拉王城區內的聖奧斯定堂讓人忘記自己身處在亞洲


  菲律賓在經歷了美國的殖民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摧殘之後,剩下來的西班牙殖民文化所剩無幾。這些麥士蒂索精英階級開始以英語取代西語,做為日常生活語言。而殖民核心馬尼拉城內的王城區(Intramuros)則是在二戰的焦土戰略中,將整片文明塊寶都焚去,僅剩下留有璀璨壁畫的聖奧斯定堂(San Agustin Church,1607)依舊聳立在原地。如果對追尋西班牙殖民的痕跡還有那麼一絲興趣了話,應該要前往呂宋島的北部,探訪擁有「菲律賓式巴洛克風格」的抱威教堂(Paoay Church,1710)以及維干古城。隨著距離的拉長,位於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遺跡也更顯得脫離了西班牙本土以及美洲的形式,甚至是發展出了亞洲獨有的「歐式建築」。以抱威教堂為例,龐大的飛扶壁群讓整棟石造建築看起來不像是歐洲教堂建築,反而比較像是亞洲的古代遺跡。而內部則反而用木構造來做為柱身和屋頂的結構,就這點來說也是和歐洲的全石造教堂建築南轅北轍。

抱威教堂異常巨大的飛扶壁結構,成為了菲律賓教堂建築獨有的特色

菲律賓的維干是離台灣最近、且保留完整的西班牙殖民城鎮


  當我在維干的古宅內過夜時,不盡開始思索西班牙人是真的沒有在台灣留下痕跡,還是僅存的蛛絲馬跡都被我們給遺忘了?回到台灣之後,我決定動身前往這個龐大旅程的終點:北台灣的西班牙殖民遺產。西班牙在台灣留下最顯眼的建築就是位於淡水的紅毛城,紅毛城的古名為聖多明哥堡(Fuerte Santo Domingo)。1628年時,西班牙在淡水築起了這個堡壘,然而今天看到的主建築體,是在荷西戰爭之後,由荷蘭人重新建造的。也有不少說法表示現今三貂角這個地名,是來自於西班牙人所命名的聖地牙哥(San Diego)。然而在短暫造訪了這兩個地點,並且路過了西班牙人深感興趣的大屯山系硫磺礦區之後,我抱著期待的心情從「聖地牙哥」駕車前往舊名聖三位一體城(Santissima Trinidad)的基隆和平島。和平島不但是西班牙人登陸之地,更是西班牙人開始建城、發展聚落之地。當時在島上建有聖薩爾瓦多城(Fuerte San Salvador),然而這些描述都是僅止於文獻的記載。但是在我回到台灣之後,事情有了變化,一支來自西班牙的考古研究團隊似乎在和平島上挖掘出聖薩爾瓦多城的遺跡。

基隆和平島也曾經是西班牙人築聖薩爾瓦多城之地


  我熱切的在島上尋找挖掘地點,然而卻因為資訊不足,沒有找到。因此決定前往和平島公園。當我在公園中望著奇岩怪石以及海濤對岸的基隆嶼時,發現到和平島的地形讓我想到在哥倫比亞卡塔赫納或是墨西哥的坎佩切(Campeche)會有的要塞地形。也因此,即便沒有親眼看到要塞遺跡,但是這個地貌的熟悉感,已經說服我西班牙人曾經來過此處。望著眼前的海浪並聽著遊客的嬉戲聲,我開始細數這段像是夢境般的旅程:高原上的城堡、地中海旁的造船廠、藏身在古城內的大清真寺、荒廢的古文明神廟、加勒比海的堡壘和港口、沼澤深處的小鎮、高山上的冷酷殖民首都、熱帶島嶼上的大教堂和眼前的和平島,串成了一個難以置信的超現實夢境。然而這個龐大的夢境確是16到18世紀間,發生在地球上的真實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