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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6日 星期五

【已發表】重探東亞:台灣在「東亞」的位置,以及「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及「亞洲巡弋」

Writer's note: 本文已發表於2014年01月份之《Artitude藝外》(52期、頁68-70)。綜合當時兩個和東亞相關的重要展覽,順道藉此釐清台灣在「東亞脈絡」下的可能佈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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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東亞:台灣在「東亞」的位置,以及「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及「亞洲巡弋」

文/高森信男

「東亞」在何處?

  現今國際間在討論「東亞藝術」這個名詞時,其想像不外乎是以「日本」、「韓國」、「中國」三地作為地域想像的核心;但在這個簡略之後的日、韓、中三地地域概念之中,其實操作著更精巧的疆界系統。舉例來說,北韓就直接被這個以新自由主義為共通政經文化基礎的地域疆界系統排除在外。除此之外,民族主義的想像也在「東亞」地域內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這裡所稱的「日本」是排除琉球、愛奴和島內韓裔、台裔、華裔之後,具備單一民族想像的「日本」。而「中國」一詞則是在籠統模糊的「華人想像」(雖然事實上往往僅由北京、上海、廣東等發達地區來實際取代散佈全球的「華人藝術家」)和政治上的「兩岸四地想像」之間跳躍;在這種單元語境宰制的情境下,從拉薩、烏魯木齊,到丹東朝鮮族的藝術創作者們,很難期待自己的聲音和「異族」文化有多少可以發聲的空間。

「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於「絕對空間」的展出情況,圖為南韓藝術家尹洙竫(Yoon,Soo-Jung)的作品。(高森信男攝影)


  日、韓、中三地在當代藝術上的競合,以及藝術計畫上的策略性結盟已經成為了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情。事實上,「東亞」亦是最早於文化上討論亞洲主體意識或「亞洲性」的地區。若是簡單的探究「東亞」的源起,即可發現,日、韓、中三地雖在歷史上曾遭受到歐美殖民勢力的威脅;但除了戰後日本的美軍佔領時期之外,日、韓、中三地實際上從未被歐美的政治/文化勢力遭受直接的全面占領和殖民;頂多是在日、韓、中三地內部,自己殖民自己。這種歷史處境造成日、韓、中三地並未如同南亞或東南亞一般,將文化結盟的想像,建構在後殖或解殖的鬥爭道途之中。說穿了,「東亞性」(在此作為『亞洲性』)其實就是建構在「中華文化圈」這個融合儒教、漢字、漢學的傳統文化圈之上。「亞洲性」的起源,其實正是來自於前現代「天下」觀念對抗「西戎南蠻」 【註1】文化鬥爭的延續。

  在現代歷史中,日、韓、中三地飽受民族主義傳入及普及應用後,所造成的矛盾和衝突。日本在二戰結束之前透過「東亞」一詞,企圖取代「現代中國」獨佔「中華文化圈」宗主的局面;但因為事涉殖民侵略,在戰後卻又羞於使用「東亞」一詞。日、韓、中三地推崇「亞洲性」的藝術工作者,不免都會提到「中華文化」是三地在進行文化交流和對話前的共同基礎;在許多論述中,多少都會提及這種同源的關係更確立了「東亞」地區的交流有其必要性(越南這同受「中華文化」影響至深的區域,或是東南亞華人族群,在這些敘述中往往會被直接忽略)。然而礙於「中華文化」一詞在20世紀總是被政治上的「中國」(不論是民國還是『新中國』)所綁架(事實上這個名詞也是被中國民族主義者發明創造出來的),「中國」的「綁架」,讓儒教、漢字和漢學文化成為了「政治中國」的專利。為了消解這個矛盾,並且去處理儒教、漢字、漢學文化是國際文化的現實,「亞洲」成為了不得不使用的名詞。「亞洲」作為日、韓、中三地所共同主催的巨型看板,其實是逃避現代歷史和民族主義矛盾後的妥協結果。

台灣在「東亞」的何處?

「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於「政大書城」的展出情況。(高森信男攝影)


  在面對「東亞」時,「台灣」其實是處在相對邊陲、且無能為力的狀態。但是「東亞」交流又剛好是除了「兩岸交流」之外,台灣不得不去面對的宿命:台灣所接受的「歐洲性」,是以日本作為媒介所折射進島內的【註2】;這種潛在、間接、甚至是淺薄的狀態,讓台灣和歐美文化間的結盟關係有其執行上的困難度。台灣在回頭面對「亞洲」時,亦發現對西亞、中亞和南亞的知識/經驗缺乏更勝歐美;對緊鄰的東南亞文化圈則毫無任何的認同感。在這種自我邊陲化的狀態中,「中華」和「東亞」成為了碩果僅存的慾望出口。

  在日治時期,台灣很自然的以殖民地的身分被併入日本所建構出來的「亞洲想像」之中。在二戰結束之後,台灣經歷了劇烈的斷裂;一方面,中華民國體制及其文化在短時間內被橫移到了台灣島;另外一方面,台灣島在冷戰結構中扮演了「自由中國」的角色。於是,「自由中國」所產出的「現代中國」藝術品,就在美國所建構出來的冷戰系統中優游。1960年代,從東京、漢城(今首爾)、馬尼拉到曼谷,都看得到「中華民國藝術家」的蹤跡。隨著1979年「中美斷交」(亦是中美建交)發生之後,「中」字理所當然的被北京所奪取;至此之後,在不願回顧殖民歷史的日本、不願承認台灣主體性的北京和彷彿沒有意識到台灣存在的南韓三地之間,台灣現、當代藝術和台灣文化發展成為了一個三不管地帶。

  正如前段所述,台灣和「東亞」地區的交流是台灣在「國際」交流上的少數出口。但是實際上,台灣在「東亞」藝術版圖中仍屬邊陲的位置。官方藝術機構的交流是政治經濟戰略的延伸,也因此,在1990年代之後,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戰略位置的大幅提升,以台灣島作為對象的文化交流似乎就沒有太多的戰略價值。然而,官方藝術機構也常常是各國文化界的風向球,官方藝術機構的動向也會直接的影響到民間藝術機構、民間工作者的資訊取得,以及學界的補助資源等面向,進而影響到民間對交流對象的選擇和意願。1990年代的台灣並沒有太多的政治空間得以參與日、韓、中三地的藝術交流事務:雖然在二戰結束後,台日雙方在民間的交流依舊興盛,但是隨著留日美術家世代的凋零,除了包括舞踏在內的少數幾個出口,台灣並未趕上日本藝術於戰後的前衛運動風潮;此外,直至1990年代,因為外交因素,日本政府依舊不允許公立美術館直接購買台灣藝術家的作品。1992年台韓斷交之後,台韓交惡多年,在連航線都中斷的情況下,更晃論官方層級的文化交流。1990年代,兩岸交流也不如今日熱絡,兩岸間自然也較難有任何具體的藝術計畫出現。由此可見,台灣「重新」進入「東亞」地區的當代藝術交流,幾乎是21世紀之後的事情;即便如此,除了中國對台灣的文化政治策略有其不可忽視的特殊目的之外,日、韓兩地對台的文化交流依舊是處在官冷民熱的狀態。

「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及「亞洲巡弋」

  要扭轉台灣在東亞藝術交流圈的邊陲位置,要期待官方層級的互動是有其政治上的困難度的;也因此,民間的獨立單位或校園往往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2013年後半年,由台南「齁空間」及首爾「O'NewWall」(藝術空間)所主辦的「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以及由北藝大關渡美術館所主辦的「亞洲巡弋」,各自達成了不同的成就,並透過不同的方法學來重新定義台灣於「東亞」的文化/藝術位置。

「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於「政大書城」的展出情況,圖為台灣藝術家陳伯義的作品。(高森信男攝影)

  由南韓策展人徐準皓(Junho Seo)、台灣策展人吳尚霖及楊佳璇所共同策畫的「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台日韓協力計劃」,於2013年10月12日至11月17日間在台南市市區的「齁空間」、「海馬迴光畫廊」、「絕對空間」等藝術空間,以及「政大書城」、「大圓機械廠」等替代空間展出。「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一案顯示出了台南這個都會場域,在尚無大型的藝術展覽機構之前,就可以先透過各類小型空間的串聯,來發展出一個具有規模的展覽平台;該計畫亦同時證明,透過民間的串聯和協力合作,亦能生產出同時兼具規模和國際性的大型展覽。但是回到東亞的議題來說,「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則是選擇了台、日、韓三地於戰後共有的加工出口業及工、商業成長經驗,來做為台、日、韓三地藝術家共同探索的主題和溝通的平台。這種以經濟和產業發展經驗,和其所伴隨的俗民文化作為對話的基礎,不失為一精巧的手法;該計畫藉此跳過了台、日、韓三地戰後藝術史交流上的斷層。

「亞洲巡弋」一景,圖為日本策展人金島隆弘所策畫的「物體事件」子題展中,藝術家莊普的作品。(©北藝大關渡美術館)

  相比發生於台南的「微光-亞洲當代工業圖景」其「獨立」和「替代」的性格,由北藝大關渡美術館所主辦的「亞洲巡弋」則是在展覽上延續美術館展示的形式,但是在本質上和過去的國際交流展覽有很大的差異;該展覽同時提出了一個很有效的策略來翻轉台灣的戰略邊陲位置。2013年10月4日至12月15日,於關美館展出的「亞洲巡弋」,邀請了台灣策展人張晴文、中國策展人王曉松、日本策展人金島隆弘(Takahiro Kaneshima)以及南韓策展人金善姬(Kim Sun-Hee)等四人,各自策畫了四個不同的子題展覽;並同時邀請了來自四地的四位學者來進行一場討論亞洲藝術的論壇。然而來自台、日、韓、中四地的策展人並非各自邀請策畫來自自身地域的藝術家;反之,四位策展人都必須要根據各自的藝術策略和思考邏輯,來策畫邀請台灣藝術家。因此,雖然展覽現場清一色的僅展出台灣藝術家,但是四個子題展覽卻展出了各異其趣的內容,表現出了四種截然不同的藝術/美學選擇。這樣的策略翻轉了台灣的文化生產位置,讓台灣當代藝術從被排拒在外的單元語境主體,轉化為邀請共同建構的多元敘述主體;刺激台灣藝術工作者對自身主體性的探索、思考和建構,也迫使參與該計畫的外國工作者,面對、學習、了解和詮釋台灣的當代藝術風景。

台灣能為「東亞」注入的能量

藝術家蘇育賢於「亞洲巡弋」展出的作品《鳳珠》。(©北藝大關渡美術館)

  民族主義在「東亞」地區依舊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相比之下,台灣比其日、韓、中,雖然因為缺乏強烈的民族主義而使自身的主體性處於相對模糊和匱乏的狀態;但也因為這種主體性的缺乏,導致台灣的藝術工作者必須要透過對自身社會現實的探索來重新建構一種新興的多元主體性。也因此,台灣比起日、韓、中三地,具備更多的開放性格;民間所發起的藝術計畫,其彈性和主動性,也有目共睹。台灣藝術工作者在未來,勢必將有利於「東亞」地區的藝術圈破除各自的國族疆界,提倡一種重視地域差異和多元建構的亞洲未來藝術。


【註1】「南蠻」指16世紀起,日本人對自南往北渡來的歐洲人的貶稱。
【註2】「1934年,潛在歐洲與間接歐洲」,《今藝術》247期,龔卓軍。

2014年9月29日 星期一

【已發表】關於旅行者的三場論辯,之二/旅行者的文化地圖

Writer's note: 本文已發表於2013年四月份之《數位荒原》線上誌,由於同樣是網路平台發表之文章,故在此不附上圖片;可參考下方原文聯結,前往原文刊載處。本系列寫作嘗試跳脫藝術書寫的侷限,以更開闊的角度漸漸切回藝術世界的一些基本議題。

原文出處:http://etat-heath.blogspot.com/2013/04/blog-post_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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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旅行者的三場論辯,之二:旅行者的文化地圖

文/高森信男

  如果你詢問任何一個人這輩子有什麼夢想,「環遊世界」這個選項總是會出現在名單之上。姑且不論多數人對夢想的執行力如何(人生之所以艱辛,乃是連單純的夢想都難以轉化為現實),至少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多數人都對「旅行」或成為「旅行者」抱有某種層度上的憧憬或想像。在筆者上篇文章【註1】中曾經提及中世紀的朝聖之旅,以及歐洲盛行於18世紀之後的「壯遊」(grand tour)。18世紀的歐洲上層階級(尤其是當時經濟條件較具優勢的英國)盛行了將貴族子弟送往歐洲各地旅行的文化。在壯遊過程中,這些貴族子弟前往異國學習外語、社交、藝術等領域,完整的行程往往還包括了進入大學短修、購置藝術品(紀念品)、登山等內容;這些經歷,成為了貴族子弟為回國後接掌貴族職務所進行的準備工作。在旅途的過程中,前往瞻仰歐洲文明發源地:義大利和希臘成為了旅途的重頭戲;這種對文明發源地的瞻仰,可以視為是啟蒙運動之後,對朝聖之旅的形式轉化。【圖1】而在中世紀的朝聖之旅中,旅行被作為一種苦修或精神轉換的形式;以伊斯蘭教的「朝覲」(Hajj)【註2】為例,中世紀的朝聖旅行者甚至必須要翻越撒哈拉沙漠或橫渡印度洋,才能來到聖城麥加;除了身體的困頓以及旅程的危險之外,個人的身分也被迫抽離;每位朝聖者不論原鄉、膚色和階級,都要穿上統一的衣袍,在朝聖的終點站和其他朝聖者融合成為「兄弟」。【圖2】然而近東-歐洲的文化史體系卻難以聯繫到為何在全球化的今日,遠東地區的居民也對「旅行」充滿了興趣;我們似乎需要先暫時跳脫一神信仰(monotheism)/啟蒙(enlightenment)的文化體系,才有可能重探遠東文化及其他非西方文化中的「現代」旅行文化史脈絡。

  對於遠東的儒教文化圈來說,旅行所被賦予的文化意義並不太一樣。《論語》一書中如此描述: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註3】縱使儒學及儒教的傳播及建置基礎來自於孔子的「周遊列國」生涯,但是安土重遷、重視社會及階級結構穩定的儒教社會,本質上害怕「旅行者」的出現。社會內部的「旅行者」以及外來的「陌生人」都可能對穩定的體制帶來創造性破壞,進而攪動階級和社會秩序。因此在遠東的傳統中,「旅行者」往往是迫於現實需求而不得不從事此項「工作」,而且往往將此任務「外包」給其他族裔的人士。馬可波羅和鄭和【註2】就是兩個經典的例子。

  2012年,台灣藝術家林婉玉和越南藝術家林孝順(Lam Hieu Thuan)在「南國.國南:台越藝術家交流計劃」【註4】中的錄像作品《何謂胡志明市理想的生活風格?》,【圖3】將會讓一個半世紀前的阮朝【註5】儒士大感驚訝。在此作品中,林婉玉和林孝順採訪了許多越南的年輕人,幾乎每位受訪者或多或少都提到「旅行」、「出國」、「離開」、「環遊世界」、「接觸異文化」等夢想。所以,在這邊值得討論的一項議題是:在儒教傳統壟罩下的東亞,如何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逐步的塑造出具當代意義的旅行「傳統」?要解決這個疑惑,我們必須要設法補齊,從東亞的文化傳統到當代東亞社會,這兩者中間的演化關鍵。

  安東尼奧.比特(Antonio Beato)【註6】是著名攝影家費利斯.比特(Felice Beato)【註7】的弟弟。兩兄弟都是旅行世界各處的旅行攝影家,他們把各的異國風情記錄下來後,寄回英國製作成畫冊及明信片等「文創商品」,獲取可觀的利潤。隨著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哥哥費利斯.比特有不少的作品是關於殖民統治,以及殖民戰爭。1860年,費利斯.比特成為攻打清帝國的英法聯軍的隨軍攝影師,為這場戰役以及恭忠親王奕訢留下攝影影像【註8】。費利斯.比特之後在日本久居一段時日,留下大批「記錄」日本異國情調的攝影作品。以【圖4】作品為例,費利斯.比特邀請一位日本武士(我們無從得知這位被攝者是否真的是一位武士),在他的攝影棚內擺出武士的架勢來進行拍攝。不論費利斯.比特拍攝的照片有多虛假,他都確實影響到了日本第一代攝影家。但是19世紀最真實的日本武士影像並不是由費利斯.比特在日本所拍攝,反而是由遠在一萬公里外的埃及工作的弟弟安東尼奧.比特按下快門。一張由安東尼奧.比特於1864年所拍攝的照片,呈現出驚人的畫面:一群江戶幕府時代穿著的日本武士,站在人面獅身像(sphinx)面前留下了團體紀念照;可以清楚看到在人群後方,蹲踞在人面獅身像背側的武士,整個是時代劇【註9】中的架勢。【圖5】

  這些活生生的武士,翻轉了我們所熟悉的西方殖民式觀看。這群武士其實是幕府派遣去巴黎和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談判的「橫濱鎖港談判使節團」。他們在走海路前往巴黎觀光的途中路過埃及,順道前往吉薩金字塔和人面獅身像觀光;他們很可能是日本第一批前往埃及吉薩進行旅遊活動的觀光客。當時在巴黎開業的攝影家納達(Nadar)【註10】則為這批遣歐使節團留下另外一幅重要的攝影,在【圖6】中,可以看到使節團的兩名成員被邀請到納達的工作室中拍照,圖中站立的小朋友是納達的兒子,他也手拿著西洋劍,擺出武士的架勢一起入鏡拍照。這一切早於黑澤明的武士電影開始影響歐美流行文化之前,也早於吉薩金字塔被當代的東亞觀光客淹沒之前。

  從費利斯.比特遠赴重洋前往日本捕捉異國情調的過程來看,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強大的驅力,這種驅力依附在殖民侵略的基礎之上,渴望著吞噬異國情調並且藉此獲取商業利益。「異國」成為了一種逃避西方現代文明和維多利亞時代道德焦慮的伊甸園。即便在今日的觀光文化以及大眾文化中,我們仍舊可以看到這樣的影子。前陣子風行一時的電影《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Eat Play Love,2010),就可以同時看到18世紀義大利壯遊和19世紀亞洲異國薩伐旅(safari)的影子。橫濱鎖港談判使節團和其他的幕末遣美、遣歐使節團則提供了另外一種觀看世界的路徑 。返國後的使節團團員紛紛意識到歐美文化之「進步」和日本文化之「退步」,這股新的世界觀,也改變了日本內部的史觀和政治制度,造成了德川幕府不可挽回的崩解。這種落差的狀態使得東亞人的「西遊記」,成為了東亞人進入「進步史觀」所必備的催化劑,這種必需品是出於成全對於學習新知和捕捉「世界潮流」的渴求。這股西遊風潮,帶領1930年代的顏水龍前往巴黎寫生【圖7】;若干年後,一位名叫安藤忠雄的年輕人,在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漫長旅途中,渴望快點到達西歐,一探建築藝術的應許之地。

  今日當代世界的旅行者/觀光客還是以歐美旅客人數最為盛大,東亞旅客次之。從這個結構中,我們隱約的還是可以窺看到19世紀的殖民歷史結構,如何在當代世界中以另外一種形式進行演化和延伸。一方是渴望異國風情的狩獵者;另外一方則是企圖透過旅行,進行文明洗禮的野蠻人。也因此,當我們在討論「旅者」的角色時,除了討論旅者的內在驅力和精神世界之外,我們也不能忽略,每位旅者所背負的文化任務。當代的旅行者已經遠離了中世紀的朝聖之旅或傳教之旅,進入到了現代史的結構之中;不論是心理層次上的殖民者還是被殖者,我們都努力的學習使用兩者之一、或兩者兼具的觀點,來進行對世界和旅行自身的觀看。不論是東來、還是西來的旅者,在歸國卸下旅者的身分之後,通常就會轉換成「說故事者」的身分。透過歸來者的故事和敘事系統,我們得以參與世界的建構。在下一篇所要論及的當代藝術世界,也是依靠這樣的旅行/敘事過程,建構出共同的想像世界。

【註1】〈關於旅行者的三場論辯,之一:旅行者的心靈地圖〉,《數位荒原》,網路世界,2013
【註2】「朝覲」意為前往麥加(Mecca)朝聖,阿拉伯原文為「حج」,為伊斯蘭教徒必生必須努力完成的其中一個功課。曾經前往麥加進行過朝覲的人,會被稱為「哈只」(Hajji、الحجّي);身為「哈只」在穆斯林文化中會擁有較高的地位。鄭和(Hajji Mahmud Shamsuddin,1371-1433)的父親就是一位「哈只」;因此對於鄭和來說,他的父執輩不論是走陸路還是海路,都已經下過「西洋」(走海路的機會較大);鄭和本人也在「下西洋」的過程中順路進行「朝覲」,而成為一位「哈只」。從伊斯蘭世界的觀點來重看「鄭和下西洋」,會看到跟漢人觀點截然不同的世界地圖。
【註3】4.19,〈里仁〉,《論語》,5th-3rd BC
【註4】該計劃由台灣的「奧賽德工廠」、「齁空間」及越南的「Zero Station」主辦。活動中每位參與駐村的藝術家必須要和一位當地藝術家合作,共同創作出一份作品。有三組藝術家在越南胡志明市進行創作,包括文中提及的林婉玉和林孝順;另外三組藝術家則在台灣台南進行駐村創作。
【註5】阮朝(Nhà Nguyễn,1802-1945),越南的最後一個朝代,然而在19世紀中葉,法國展開對於越南的殖民統治之後,阮朝皇室實際上是個傀儡政權。阮朝是個模仿中國,採取儒教制度治國的體制。
【註6】安東尼奧.比特(1832-1906)。
【註7】費利斯.比特(1832-1909),生於威尼斯。
【註8】愛新覺羅.奕訢(1833-1898),清末洋務派、總理衙門首領,保守派對其鄙稱「鬼子六」。
【註9】時代劇意旨日本的古裝劇。
【註10】納達(1820-1910),本名為Gaspard-Félix Tournachon。

【已發表】關於旅行者的三場論辯:之一/旅行者的心靈地圖

Writer's note: 本文已發表於2013年二月份之《數位荒原》線上誌,由於同樣是網路平台發表之文章,故在此不附上圖片;可參考下方原文聯結,前往原文刊載處。本系列寫作嘗試跳脫藝術書寫的侷限,以更開闊的角度漸漸切回藝術世界的一些基本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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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旅行者的三場論辯:之一/旅行者的心靈地圖

文/高森信男

薩伐旅(safari)這個史瓦希利字(Swahili)【註1】的意思是旅行,與動物沒有任何關係,某人「正在薩伐旅」的意思,只是指離開了,而且聯絡不到。

-保羅.索魯(Paul Theroux)《暗星薩伐旅》(Dark Star Safari: Overland From Cairo to Cape Town)【註2】

  尤利安‧羅斯費爾德(Julian Rosefeldt)【註3】在他的作品《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圖1】中描述了一位西方自助旅行者如何穿梭於恆河兩岸、拜訪印度教聖地瓦拉納西(Varanasi);然而在《寂寞星球》一作中,這位自助旅行者也成為了被觀看的客體;透過這些彼此觀看的多元層疊(multi-layers)視角,我們共同建造了這個世界(We making the world together)。對於當代的旅行愛好者來說,尤利安‧羅斯費爾德的《寂寞星球》不僅是觀看世界的問題,《寂寞星球》這個名詞同時也是全球最著名的(根據出版商自己的說法,也是最暢銷的)自助旅遊手冊(guide books)品牌,《寂寞星球》鼓勵、甚至慫恿旅行者前往不應前往或是無法前往之地。當阿富汗的「反恐」戰爭才剛告一段落,阿富汗全國尚在重建的狀態時,《寂寞星球:阿富汗》(Lonely Planet: Afghanistan)【註4】就急著問世。除此之外,只要手上有本《寂寞星球》,旅行者就有基本的自我保護知識,得以在動盪不安的哥倫比亞或東帝汶(East Timor)穿梭遊走。《寂寞星球》以及包括網路平台在內的旅行輔助工具,將旅行這個古老的活動在21世紀的今日轉化成為日常生活的地景,並大幅度的降低了旅行的危險性和其他風險。當然,「《寂寞星球》現象」,也強化了西方視角的觀看模式,全球化具體的被分散到數以萬計的自助觀光客身上,透過這些「共同的觀看」,我們的世界正在被塑造成單一的實體(Google Earth上的照片,就是全球觀光客共同觀看和共同「建造」的創造物)。不丹和馬爾地夫這些古老的封閉國家意識到了自助觀光客的威脅性(更不用說北韓了),因此有計劃的掌控該國的觀光業,除了透過只扶植高價觀光設施來排擠自助觀光客的入境之外,更大幅度的隔離當地民眾和外來觀光客接觸的機會。《寂寞星球》也意識到了自身所塑造出來的觀光活動方式,可以重塑地方的社會結構;因此當緬甸民主運動人士以觀光收入會流入軍政府口袋為由,譴責《寂寞星球》應該要停止出版和販售緬甸的自助旅遊手冊時;《寂寞星球》則反駁,如果不讓自助觀光客前往緬甸,當地民眾將更少獲得外界資訊的機會,促成緬甸進行政治結構改變的機會將更渺小。

  當我們觸及「旅行」或「觀光」的議題時,往往習慣以古典文體、藝術學、文化研究或人類學的角度來進行剖析和批判,在這種論述邏輯之下,個體的旅行經驗往往會被掩沒、或是成為另外一種極端:被塑造成神話。在坊間,「大師級」藝術家、建築家、設計家、文學家的壯遊(grand tour)【註5】經驗,往往會被過度浪漫化或是過度重視;最後這些人的旅行經驗被仔細的考察、研究、重遊,並且重新被組織成論文、大眾讀物、影音節目等出版品。然而當文化界面對單純的「觀光客」時,卻往往會露出鄙夷的視角;「觀光客」被描述成俗不可耐,甚至是文化品味的破壞者(雖然這個偏見有幾分真實成分)。我們拒絕去承認,柯比意(Le Corbusier)【註6】和安藤忠雄(Tadao Ando)【註7】在進行「壯遊」時,也是以「觀光客」的身分來觀看這個世界。相較之下,美國導演亞歷山大.佩恩(Alexander Payne)【註8】在《巴黎我愛你》(Paris, Je T’aime)【註9】中的短片〈十四區〉(14e Arrondissement)則是以較為客觀的角度來講述;即便是平凡且世俗的觀光客,也會在旅行的活動中進入到關照自身內在心靈世界的探索層次。

  旅行是一個關於離開的動詞,而且旅行這項活動通常關係到探索未知以及伴隨而來的各種危險。尤其在前現代的世界,旅行活動的危險性極高,也因此多數的旅人都是為了高額的投資報酬率而展開他們的冒險活動,只有極少數的旅行者是將旅行視作目的本身。純粹的旅行是一個極不自然、和生存無關的活動;但是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旅行時的時間通常只佔據多數人生命時間中的一小部分,但我們卻往往會花費更多的時間和親友描述那段短暫的冒險;甚至我們會覺得旅行的時間必須要和重要的親人、伴侶一起分享。翻開人類的文化史,描述旅行的文學、歌謠、傳說、畫作等文化生產品,佔據了數量頗為可觀的篇幅。其實世界各大重要宗教都意識到旅行所能引發的魔力;朝聖之旅在基督信仰之中,從中世紀開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傳統;伊斯蘭教甚至硬性規定所有的信仰者在一生之中至少必須要前往麥加(Mecca)朝聖一次(對於前現代的旅行者來說,不論從何處出發,都是一趟極度艱困、難以想像的旅程)。這些宗教都意識到旅行是一種強迫性的過程,它會強迫旅者拋棄自身原有的社會身分,它會讓旅者體驗真實的孤獨並且要靠自身或其他旅行者的力量,一一的解決旅途上的困境;旅行會讓旅者遭遇危險、困頓、孤獨、甚至耗盡家財,但是朝聖之旅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旅者在長途旅行的過程中探索,並不惜一切地接近自身內在的神性。

  旅行者通常揉雜了許多矛盾的性格於一身:在日常生活中,旅行者通常是個憎惡世俗生活的角色,也因此他必須要離開原生的生活空間,在另外一個「異國」環境下,以陌生人的身分出現,但這個身分卻往往也賦予旅行者一個獨特的位置,讓他得以觀看、甚至介入最真實的生活空間。旅行者除了具備上述「朝聖者」的特質之外,「陌生人」的身分讓他們也更容易跳脫日常生活的道德束縛;也因此,在中世紀前往坎特伯里(Canterbury)的朝聖之旅上,我們可以看到各種荒謬、甚至艷情的故事一一發生。某些居住在北極圈最偏遠角落的依努特人(Inuit),會以一種被通俗文化過度渲染的習俗來款待客人:當遠來的旅人/陌生人,於依努特人的帳篷中借宿過夜時,男主人會獻出他的太太,希望這位難得的客人可以和女主人過夜,共享春宵。這個對多數文化而言不解的習俗,其實是有優生學上的考量;陌生人的基因對於一個族群人數極小、又極為封閉的社群來說,是極為珍貴的寶物,它可以減緩長期的近親通婚所引發的基因疾病繼續蔓延下去。當然依努特文化的例子,難以用來完全解釋為何當代觀光客賦予旅行活動一種浪漫情愫的想像。但在這段討論中,我們可以些許釐清「陌生人」的身分不但賦予了旅行者類似社會科學家的觀察者角色;「陌生人」的身分在文化意涵上,也同時賦予了旅行者獨特的性魅力。這個脈絡也解釋了為何「蜜月」會存在於當代婚姻的文化行為之中。

  真正的旅行者通常都會有一個特質:他們可以清楚指出旅程的起點,但是對他們而言,終點永遠是模糊的、甚至不存在的。對於真正的旅行者而言,旅行是個無窮盡的過程;一旦驅動了,就很難真正的停擺下來。每個旅人都有一個強烈的內在動力,這個動力的起點通常會聯結到某些重要、且私密的生命經驗之中;也因此,旅行的外在誘因往往是包裝出來的,旅者需要地標(landmarks)來標記、並量測他的旅途長度:有的旅者蒐集世界奇觀、其他的旅者則可能認真的計算國家或城市的數量、當代藝術世界的旅者則會精心的記下他在何年何月觀賞過那一場雙年展。不論如何,這些外在的量測從來不是旅行的目的,而通常僅是促成旅行的藉口:我們都需要一個偉大的理由,來說服他人和自己,讓旅行這個耗費金錢又充滿危險的不合理行為合理化。同時,這些外在的量測成果,也會在旅途結束返鄉之後,成為用來掩飾旅途過程最好的裝飾品。冗長的旅途過程中,私密的沉思、激情、喜悅、恐懼、哭泣都會被地標的量測所遮掩。也因此,旅行不但是個外探的過程,它同時也是個向內探索的過程;甚至後者才是旅者之所以成立的基本驅力。化身為「陌生人」的身分,同時是個自身社會階級被消滅的過程,旅者的身分提供了一個平等化的機會,同時也塑造了一個孤立的空間。然而不同於修道院的生活,旅行還牽涉了一系列空間上的變動;這意味著旅者不可避免的必須要付出基本的勞動力(步行或搭乘交通工具)來促成這些移動成立,同時旅者必須要在快速改變的文化空間和社會空間中,不停的重新標定出自身的位置。這些系列的動態改變都促成了旅行者/朝聖者不只是單純的隱修者,旅行者同時要面對自己的身體;旅行者是用自身身體作為容器,去接受和乘載世界的訊息,在無盡的旅途中,旅行者同時也必須要面對自身身體湧出的困頓和欲望。這也是為什麼,旅行者通常不信任靈肉得以分離的隱修過程;旅行者也無法信服,單純的言語邏輯可以作為閱讀世界的方法論。


【註1】史瓦希利語原為東非沿海一帶的通行語言,現為肯亞、坦尚尼亞等國的官方語言。在西方語彙中,「Safari」一字意旨「獵遊」,於歐洲殖民非洲大陸時代,Safari通常伴隨著大量的狩獵活動,是歐洲上層階級才能享受的高級觀光活動。當代的Safari通常泛指各種在國家公園,以觀賞動物為主的觀光活動。
【註2】保羅.索魯(1941-)為著名美國旅行文學作家,其最有名的小說《蚊子海岸》(The Mosquito Coast,1981)。著名的旅行文學作品包括《老巴塔哥尼亞快車》(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1979)、《赫丘力士之柱:周遊地中海》(The Pillars of Hercules,1995)、《暗星薩伐旅》(2002)等書。
【註3】尤利安‧羅斯費爾德(1965-),德國錄像藝術家。尤利安‧羅斯費爾德於2012年曾經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個展「製造-世界」(World-Making)。請參考王柏偉2012年4月刊於《數位荒原》的文章〈他者、自我與社會的建構:尤利安‧羅斯費爾德「製造世界」〉。
【註4】《寂寞星球:阿富汗》為《寂寞星球》的阿富汗自助旅遊手冊第一版,於2007年8月出版。
【註5】「壯遊」在西方辭彙中特指歐洲貴族或上層階級的青年,在接掌家族的政治、事業和婚姻責任之前,前往歐洲、乃至近東各地所進行的旅遊觀光活動。這些活動中通常伴隨著大量的教育活動和文化學習課程。
【註6】徐明松,《柯比意:城市.烏托邦與超現實主義》,台北:田園城市,2002
【註7】安藤忠雄,《安藤忠雄の都市彷徨》,東京:マガジンハウス,1992
【註8】亞歷山大.佩恩(1961-)為希臘裔美國導演,近期著名作品包括《繼承人生》(The Descendants,2011)
【註9】《巴黎我愛你》(2006)為一部結合18部短片的電影,每部短片邀請不同的導演針對巴黎的某一區域進行短片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