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5日 星期一

【已發表】光州雙年展:從「圓桌」看塑造「亞洲」的六條路徑 II

Writer's note: 本文已發表於2012年十一月份之《數位荒原》線上誌,由於同樣是網路平台發表之文章,故在此不附上圖片;可參考下方原文聯結,前往原文刊載處。本文寫作之目的並非討論2012年光州雙年展的內容,而是該年度的六位亞洲女性策展人,剛好各自代表了一種處理、觀看或詮釋亞洲藝術的策展路徑;這六條路徑除了代表各有優缺點的策展策略之外,其實也顯現了亞洲藝術工作者的六種政治選擇和精神狀態。

原文出處:http://etat-heath.blogspot.com/2012/11/ii_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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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雙年展:從「圓桌」看塑造「亞洲」的六條路徑 II

文 / 高森信男

路徑04 / 透過區域歷史的書寫破除現代國族隔閡

  在本屆光州雙年展「圓桌」中,來自卡達杜哈的阿拉伯現代藝術美術館(Mathaf,Arab Museum of Modern Art)的策展人瓦姍.阿爾-庫戴立(Wassan Al Khudhairi)被放置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之中。在以地理疆界為定義的亞洲之中(不要忘記這個定義也是由歐洲人設計出來的),西亞在亞洲地圖上佔據了一個角落。然而這塊「亞洲」的拼圖,在歷史脈絡中,比起歐洲和東亞地區在文化、政治、經濟上的直接聯繫是較為薄弱的。片岡真實就表示,她是因為這次雙年展,才首度有機會踏上西亞這片也同時屬於「亞洲」的土地。由文化差異所引起的切身震撼,讓討論又再次導向「亞洲」僅是幻影或地理名詞的結論。

  瓦姍在這樣的處境之中,選擇了一個很聰明的方法學。她知道自己沒必要去碰觸「亞洲」這個龐然大物來把自己搞的一身腥;瓦姍想要先解決西亞自身的問題。其實整理歷史書寫,甚至整理歷史資料本身,不是為了光州雙年展才發展出來的技術;而是在西亞當代藝術中行之有年的創作邏輯。透過大量歷史資料的分析、收集以及重組;「真實的」西亞近代史,才得以在殖民、宗教衝突、國族主義的泥濘之中浮現,展現出在國族歷史敘述邏輯之外的敘述方式和歷史經驗。然而這樣的方法學,是否在東亞有效則令筆者質疑。東亞地區的歷史和民族隔閡早在現代民族主義引入之前就存在,在這種歷史情境之下去操控對於國族疆界的破除,除了部份支持本論述者還抱持著回歸共黨國際主義的浪漫傳統之外,還很容易看到中華民族主義或是日本帝國主義(大亞洲想像)的魅影在美術館中飄蕩。

路徑05 / 重新觀看「地方」

  南韓策展人金宣廷(Sunjung Kim)意識到這些針對「亞洲」的討論,對於都市規模在南韓僅排行第六的光州來說(光州的政經地位以台灣的城市來譬喻,接近嘉義市的處境),實在是太過沉重。除此之外,金宣廷也面臨了一個迫切性:光州雙年展歷年以來和光州自身的隔閡必須要被破除。也因此,光州這個不特殊的小城,其特殊性在金宣廷的策展架構中必須要被喚醒。相信類似的方法學對於台灣的觀眾群來說並不陌生。然而該方法學的有趣之處也在於;「亞洲」的普遍性和歷史敘述邏輯如何在極端的「地方」狀態中被張顯。我們可以暫且把「地方」視作一個小容器,「亞洲」雖然是一片汪洋,然而透過這杯小容器所撈起的樣本,就足夠我們去分析特定廣大海域的水質成份了。正因為這樣的邏輯,我們才能透過對於地方的研究、地方歷史敘述的收集、以及和地方社群的互動,來揭露出更龐大的歷史、以及文化敘述體系。這樣的生產手法,也可以有效的讓展示的作品和地方民眾建立起立即性的關係。然而這樣的方法學也造成了實質上的問題:以「圓桌」為例,多數的共同策展人似乎無法和金宣廷針對光州的社群狀態和歷史處境進行對話。「地方」的知識難以被釋放,導致以「地方」作為藝術生產的路徑,很容易陷入僅能由「地方人士」主導對話。這個模式可能縮限想像空間,並且依舊無法解決在後殖民處境之中,身為亞洲的「地方」沒有話語權力的狀態。亞洲新興經濟體,僅能透過強勢的資本(在新自由主義邏輯下剝削勞方的所得)來作為對抗後殖民的武器(光州雙年展自身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對於資本已經喪失,但在情感上和歷史狀態的現實中,僅能選擇「地方」作為路徑的台灣來說,我們也只能繼續焦慮下去。

路徑06 / 「亞洲」作為一個現代生活區域的實體

  來自印尼的愛莉亞.斯瓦斯蒂卡(Alia Swastika)和瓦姍一樣,同樣出生於1980年,成為本屆光州雙年展最年輕的兩位策展人之一。愛莉亞所代表的世代似乎展現了和其他策展人所不同的特質。這個嶄新的世代似乎少了不少因為後殖民或歷史處境所引起的焦慮,但卻多了幾份的自信和務實態度。這個態度來自於生活方式的轉變,對於80年代之後出生的年輕藝術工作者而言,對於亞洲的存在感並非來自於歷史或傳統的幽魂,也非國族、殖民、全球化資本所造成的衝突。透過網路、流行文化和廉價航空,亞洲形成一個實存的生活圈。或許會有讀者認為在數位網路技術以及航空的普及化之下,全球早晚會成為一個共同生活圈(地球村)。然而這必然會來到的未來並無法完整反映當下的處境,交通技術依舊尚未完全克服距離。從東亞飛到南美洲所需的交通花費以及時程,依舊無法將兩地連結成完整的生活區域;這些現實的外在條件依舊將全球的生活區域區隔開來。縱使資本的流通已經打造了跨大洲的市場跟消費生產機制,但是藝術生產依舊牽涉到個體主觀經驗,個體的旅行能力及生活範圍/方式,定義了個體的文化想像模型以及文化生產機制。

  然而愛莉亞所崇尚的「移動性」,似乎也透露了塑造亞洲藝術過程中所需要的高速/頻繁移動能力,雖然比起留學或長住歐美的經濟門檻來的低,但是依舊畫分出了一道界線。在這道界線之內,擁有英語或多國語言能力(通常這也暗示了一定的經濟能力或家庭背景)以及一定經濟基礎的藝文工作者,才能擁有魔法般的移動能力,進行主觀經驗上的亞洲區域建構。但可想而知的,這條界線也勢必會隨著未來政經和文化結構的轉變而逐漸擴大。

結語

  本文企圖透過本屆光州雙年展的架構(六個來自不同國家、教育背景、擁有不同信念的「亞洲」策展人)來導引出討論亞洲的六個可能性。在全球化論述和反新自由主義輪番上陣的台灣藝壇,「亞洲」或「亞洲」共通性的討論是頗不受歡迎的論調。原因也確實來自於針對亞洲的討論很容易淪為單純的國族主義(參考路徑01),或是引發一味的反西方情節。另外,即便操作亞洲藝術脫離西方論述、建立主體性的個人或團體多麼的憤慨,我們也不能忽略亞洲本身能成為「既定事實」(de facto reality),其緣由來自於西方的觀看。透過西方策展人獵奇式的搜羅,亞洲當代藝術才在西方的展場中獲得一席之地。各國的作品以各自的奇觀加以呈現:中國呈現巨大的形體、令人摸不透的漢字和已經無人理會的共黨文化;菲律賓呈現馬尼拉街頭的犯罪奇觀;印度有數不盡的社會問題和宗教傳統可以被展示;日本最好的題材莫過於動漫及色情,或是兩者兼具。實際上,亞洲人也是共同塑造亞洲想像的最佳夥伴。強勢的收藏基金用來投入被西方認可的異國情調,而在亞洲最具權威性的美術館、雙年展,也熱衷於重現亞洲自身的奇觀。

  然而在如此諸多的困難之中,為何我們還必須要執著於討論意見分歧龐雜的「亞洲」?台灣對於當代藝術的想像因為族群政治的脈絡,以及無法進入國際的嚴重焦慮,造成「國際」(通常指稱西方、或是由西方建構出來的消費文明、網路文明及其所造成的全球普同性)和「地方」(Local)成為在論述上極端對立的兩個端點。之前隨新書來台訪問的新加坡策展人李永財(Lee Weng Choy)就明確表示討論「亞洲」的目的並非企圖取代「全球」或「地方」,而是企圖成為聯結兩者之間的中介層級,我們不能忽略在「全球」或「地方」之外,還存在著「區域」(regional)層級。實際上,這個「區域」的普同性自然不能跟地理區域劃上等號,但是「區域」卻可以很彈性的以各種尺度存在於論述之中。舉例來說,雖然台灣島嶼上族群和生活方式紛雜,但我們卻習慣於、或妥協於想像整個島嶼具有同一的主體性,這就是「區域」性格的特質。同樣的,我們可以拓展各種「區域」的尺度,從受儒教傳統影響的「區域」、受南島文化影響的「區域」到當代人員經貿往來密切的「區域」等等。從這些不同的「區域」討論之中,我們釐清了「地方」和地理鄰近區域的脈絡,我們也得以找到「地方」和「全球」之間的聯結。

  也因此,筆者的淺見認為針對「亞洲」的討論,其重要性在於釐清從台灣作為地方主體到全球這段光譜之中,我們還需要補足的歷史脈絡或藝術敘述為何。透過這樣的工作,我們才有可能了解到台灣藝術在歷史脈絡和全球藝術版圖下的位置。這工作不見得可以讓缺乏奇觀經驗的台灣藝術進入到西方的展示平台之中,但至少可以讓我們願意更務實的去發展其他相對權力對等的對話平台。否則我們只會永遠沉淪在無法進入西方藝術史敘述的焦慮之中,並且讓這個焦慮成為阻礙自身探索和自身發展的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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